她把行李箱塞在座位下面,坐下来。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扎着马尾辫,耳朵里塞着耳机。
火车开了。窗外的武汉慢慢退去——先是武昌的楼房,然后是长江大桥,然后是汉口的工厂。她看着长江,很宽,很浑,流得很慢。她想起家乡的那条江,比这个小多了,但水是一样的浑。
她不知道长江流到哪里去。也许是海,也许是更大的江,也许永远流不到。
火车出了武汉,窗外的风景变成了平原。她从来没有见过平原。她见过的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远的山、近的山。山是她的围墙,也是她的世界。现在墙没了,世界一下子变大了,大得她有点害怕。
平原上有稻田、有鱼塘、有杨树,还有一排排的民房,白墙黑瓦的。天很大,地很平,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她看着这些,眼睛有点酸。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太大了,她的眼睛装不下。
她拿出手机,想拍一张照片,但手机像素太差,拍出来都是糊的。她把手机收起来,继续看着窗外。
旁边的男人在看杂志,她瞥了一眼,是一本《读者》。男人注意到她在看,笑了笑,把杂志递过来:“要看吗?”
“谢谢,不用了。”
“去北京?”男人问。
“嗯。”
“上学?”
“嗯。”
“哪个学校?”
她说了学校的名字。男人点了点头,说:“好学校。我儿子也在北京,在念研究生。”
“挺好的。”
“你一个人去?家里人不送?”
“不送。我爸要上班,我妈……”她停了一下,“我妈走不开。”
男人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了。
火车继续往北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了丘陵,又从丘陵变成了平原。天慢慢暗下来了,太阳在身后落下去,天边有一抹红,像烧着了似的。
她靠在窗户上,看着自己的影子。玻璃上映出一张脸,十八岁的脸,还有点婴儿肥,眼睛很亮。她看着那张脸,觉得有点陌生——那是她,又不是她。是她十八年的人生,又好像不是。
她想起苏建国说的话:“别像我,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不知道她爸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她走了,也许是因为他觉得她不会再回来了,也许是因为他这辈子第一次发现,有些话不说就来不及了。
她把《第二性》从包里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她写的那行字还在:我不要被形成,我要自己定义。
她看着这行字,心里涌上来一种很热的东西。不是兴奋,也不是决心,是一种很烫的、像火一样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知道,她不能让它灭了。
火车过了郑州,天完全黑了。窗外的风景看不见了,只剩下偶尔闪过的灯光——远处村庄的灯火,公路上车灯,还有天上的星星。她把窗帘拉上,把书抱在怀里,闭上眼睛。
她睡不着。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在转——家里的阳台书房、江边的钓鱼竿、刘芳做的银耳汤、苏建国写的字。还有那些山,那些她爬了一辈子都没爬上去的山。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苏晚,你十八岁了。你要去北京了。你一个人。你不要被形成。你要自己定义。
但她不知道,定义自己比被定义更难。
她不知道北京在等她的是什么。也许是一份更好的工作,也许是一个合适的人,也许是更多的孤独和迷茫。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会回头。
她睁开眼睛,看着车厢顶上的灯。灯是白的,很亮,照得她眼睛有点疼。她眯起眼睛,看见灯罩上有一只小虫子,在爬。
她把那只虫子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火车在夜里开着,轰隆轰隆的,像一首催眠曲。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她拉开窗帘,看见窗外是一片平原,很大,很平,看不到边。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远处有一排高压线塔,电线在阳光下发着光。
“快到了。”旁边的男人说。
“嗯。”
她坐直了身体,把头发拢到耳后。窗外开始出现楼房,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然后是工厂、立交桥、广告牌。火车慢下来了,外面的声音也变了——不再是风声和铁轨声,是城市的噪音,车的喇叭、人的说话、机器的轰鸣。
她看着那些高楼,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大。她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楼。它们像山一样,但不是山。山是绿的,是安静的,是一直在那里的。这些楼是灰的,是吵的,是突然冒出来的。
她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倒。她不知道。
火车进了北京站。她拎着行李箱下了车,站在站台上。站台上人很多,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的人,背着书包的人,举着牌子的接站的人。她被推着往前走,出了站,到了广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