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很大,比她见过的任何广场都大。她站在广场中间,被阳光照着,被风吹着,被人群挤着。她抬起头,看见天上的云,很高,很远,像棉花糖。
她站在那里,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她手里有学校的地址,有录取通知书,有一个行李箱,还有一本《第二性》。但这些东西没有告诉她,她该往哪里走。
她站了大概五分钟。五分钟里,有十几个人从她身边经过,有人看了她一眼,有人没看。她站在人群里,像一棵被移栽的树,根还没扎下去。
然后她深呼吸了一下,拖着行李箱,往出站口走。
她不知道学校在哪里,不知道宿舍长什么样,不知道未来的几年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她来了。她到了北京。
一个她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城市。一个她只在梦里去过的地方。
她走出车站,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眯起眼睛,看着面前的街道——车流、人流、高楼、广告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到了。我不要被形成。我要自己定义。
但她不知道,定义自己比被定义更难。
她不知道。
她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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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被“剩下”
2015年的春节,苏晚二十五岁了。
她已经七年没有在家过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了。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每年只在暑假回家待一两周。今年是她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她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月薪八千。她本来不想回来的,但刘芳在电话里说:“你爸最近血压高,你回来看看。”她就买了票,坐了五个小时的高铁,从北京西站到武汉,再从武汉坐两个小时的大巴,到了县城。
到家的那天是腊月二十八。刘芳在车站接她,看见她拖着行李箱出来,上下打量了一眼,说:“瘦了。”
“没瘦,还胖了两斤。”
“脸上没肉了,跟个刀片似的。”刘芳接过她的行李箱,走在前面,“走,回家吃饭。”
回到家,苏建国在厨房里炒菜。他退休了——不,不是退休,是提前退居二线。县一中的领导找他谈话,说他的年龄大了,可以把班主任的职务让给年轻老师。他没争,也没闹,收拾东西就回家了。现在每天在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去江边钓鱼。
“爸。”苏晚站在厨房门口。
苏建国回过头,看了她一眼,说:“回来了?”
“嗯。”
“洗洗手,吃饭。”
他炒了四个菜——红烧鱼、蒜蓉西兰花、酸辣土豆丝、一个西红柿蛋汤。三个人坐在桌上吃饭,没人说话。电视开着,放的是春晚的彩排新闻。
刘芳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到苏晚碗里,说:“你在北京怎么样?”
“还行。”
“工作累不累?”
“还行。”
“有没有——”
“妈。”苏晚打断她,“先吃饭。”
刘芳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了。
苏晚知道刘芳想问什么。她在北京这一年,刘芳每次打电话,最后都会问一句:“有没有合适的?”她说没有,刘芳就说:“不急,你还小。”二十五了还小?苏晚不信。她知道刘芳不是不急,是不敢急。怕给她压力,怕她烦。
但到了亲戚面前,就不是这样了。
大年初二,舅舅家在县城最好的酒店摆了一桌。舅舅刘强是刘芳的弟弟,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生意不错,这两年发了点小财。他每年初二都请客,请的是刘家的亲戚——刘芳、苏晚、还有几个表兄妹。
苏晚不想去,但刘芳说:“你舅舅专门打电话说让你去,你好意思不去?”她就去了。
酒店在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包间在二楼,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一桌子人。舅舅刘强坐在主位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毛衣,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棉夹克。他看见苏晚,笑着站起来:“哎呀,我们的研究生来了!”
苏晚笑了笑,说:“舅舅过年好。”
“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坐坐坐。”刘强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在自己旁边,“听说你在北京上班了?大公司?”
“小公司,互联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