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建国是晚上才知道的。他在学校补课,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晚把通知书放在茶几上,他进门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没说话。然后他走过去,拿起通知书,看了三遍。
“好。”他说。
就一个字。但苏晚听出来了,那个字里面装了很多东西。
那天晚上,刘芳做了六个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空心菜、凉拌黄瓜、西红柿蛋汤,还有一个老母鸡炖汤。鸡是她特意去菜市场买的,活的,现杀的。三个人坐在桌上,没人说话。电视开着,放的是新闻联播。
刘芳给苏晚夹了一块鸡腿,说:“到了北京,好好学。”
“嗯。”
“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
“嗯。”
“别学坏了。”
“妈,”苏晚抬起头,“我不会。”
刘芳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低下头,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苏建国在旁边闷头吃菜,突然开口了:“北京冷,多带点衣服。”
“知道了,爸。”
“那边的饭菜跟家里不一样,吃不惯就忍着。”
“嗯。”
“别想家。”
苏晚愣了一下,看着父亲。苏建国低着头,在喝汤,好像什么都没说。
她把那个“嗯”咽回去了。她不知道怎么说——她还没走,就已经开始想家了。
接下来的日子,她开始收拾行李。她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衣服是刘芳帮她叠的,整整齐齐的,码在箱子里。最上面放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是刘芳特意去县城最大的商场买的,打折的,三百多块。
“北京冷,”刘芳说,“零下十几度呢。你在家穿的那件棉袄,到那边不管用。”
苏晚摸了摸那件羽绒服,很厚,很软,有一股新衣服的味道。
“谢谢妈。”
刘芳没说话,转过身去,继续叠衣服。
出发的前一天,苏晚去了趟江边。她一个人去的,没告诉任何人。江边离她家不远,走路二十分钟。她小时候经常来这里,跟苏建国钓鱼,跟同学野炊,跟邻居家的孩子放风筝。江水是浑的,黄褐色的,流得很慢,像一个老人。
她站在江堤上,看着对岸的山。山是绿的,一层一层的,像摞起来的抹布。她在这些山里活了十八年,现在要走了。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她蹲下来,捡了一块石头,扔进江里。石头落水的声音很小,扑通一声,然后就被浪吞了。她看着江水把石头带走,带走,带走,直到看不见。
她在心里说:我走了。
她不知道对谁说的。对江,对山,对这个县城,还是对自己。也许都是。
2008年8月28号,苏晚出发了。
那天早上,刘芳五点钟就起来了。她做了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撒了葱花。苏晚坐在桌前,把面条吃完了,汤也喝了。
“够不够?再给你煮点?”
“够了,妈。”
刘芳站在旁边,看着她吃。围裙还没解,上面沾着面粉。
吃完早饭,苏晚拎着行李箱出了门。行李箱是红色的,新买的,刘芳前几天从商场带回来的。苏建国帮她拎到楼下,放在地上。他没有上楼,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是一本书。
他把书递给她。苏晚接过来,看了一眼。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白色封面,商务印书馆出的。她没见过这本书,苏建国的书架上没有这本。
“爸,这是——”
“读一读。”苏建国说。他看着她,眼神跟平时不一样。平时他总是低着头,闷闷的,像一棵种了太久的树。现在他抬起头,看着她,眼睛里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