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从待己和待人两方面立论，以古今作比较、分析揭示了毁谤产生的根源在于懒惰和嫉妒。又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揭出当时只许说人坏、不准说人好的恶习，形成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坏风气。文章多用排句，层层推进，结构严整。 中唐以后，科举入仕的新进之士常常遭受当权者的压抑，韩愈本人曾几次被毁谤而贬职。他写这篇文章，有泄愤懑、同情被毁受压者的作用，文末又希望当权者加以注意，使国家得以治理。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1〕，其诗人也轻以约〔2〕。重以周，故不怠〔3〕；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4]，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