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您瞧这件事解决起来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什么事都办不到——而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都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会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任何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多个。”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让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采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些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冷静下来,稍微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吗?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再说,他总有姐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靠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不会有例外。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招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粗鲁无礼的制动手,再去雇另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意识到,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后继续留用,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语气讲述了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个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一次疏忽大意,导致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伤了几个人。群众十分愤怒,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已经得到了教训,以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因此他变得更加有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不小心把一册样本掉在了一个正在熟睡的先生膝盖上,他一下子被惊醒了。那人十分愤怒,和他两个朋友一起忿忿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车厢里的列车员叫来,向他投诉这件事,要求必须开除那个侍应生。那三个投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火,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都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地提出证明,为那个孩子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见了。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你们的反应却太过激烈了,那孩子刚才所做的只不过是火车上的侍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想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做法,并且准备站在你们这一边,但是,如果连一个改过的机会都不给他,就要把他开除,那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是他们很气愤,听不进任何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放下其他的事,也一定要先到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会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那个侍应生。其中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吗?”
少校不动声色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个回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找台阶下,含糊其辞地承认自己刚才过于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抛开这件事不谈,从而使那个侍应生保住了他的工作。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这一天少校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坐火车去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天清晨用过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车厢,但是发现那儿冷清沉闷。车厢里只有很少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进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章制度——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在玩那种无需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游戏,但后来却被列车员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有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加入,他很想再玩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车厢的列车员来了,他蛮横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允许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时不允许的。”
此时,少校正在洗牌。他一面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是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