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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威廉士太太和闪电(第3页)

“还有,摩尔第,你应该想个办法保护你的脚。把马扎子带上吧。”

我一声不响,尽量地忍住气照办了。

“摩尔第,书上说,‘DasGewitterlāutenistsehrgefāhrlich,weildieGlockeselbst,sowiederdurchdasLāuteeLuftzugunddieH6hedesThurmesdenBlitzaen。’26摩尔第,这是不是说在有雷雨天的时候敲教堂的钟,就不会有危险呢?”

“对了,似乎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句话里用的是单数、主格、过去分词,我猜就是这个意思。是呀,你看这句话说教堂的钟楼太高,又没有Luftzug27,所以遇到暴风雨的时候要是不敲钟,那就sehrgefāhrlich28。并且还有,你看,这句话的措词就……”

“别管它那么多,摩尔第!别用宝贵的时间来说废话了。快把那吃饭打的铃拿来,就放在门道里。赶快,摩尔第,亲爱的,这样我们就安全了。啊,亲爱的,我的确相信我们终于可以得救了。”

我们那所避暑的小别墅在一座高山的顶上,向下看可以俯视整个山谷。在我们附近有几个农庄——最近的相隔只有三四百码的距离。

我站在椅子上,使劲把那只铃摇得当当地响,七八分钟之后,我们的百叶窗突然从外面被人拉开了,有人把一盏晃眼的牛眼灯29在窗口伸进来,随即有人粗声问道:“这儿究竟出什么事了?”

窗口挤满了人头,那些头上尽是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我的睡衣和我那副雄赳赳的装备。

我扔掉手里的铃,慌慌张张地从椅子上跳下来,说道:

“并没出什么事,朋友们,不过是因为外面的雷雨,有点担心罢了。我正在躲避闪电哩。”

“雷雨?闪电?哈,迈克威廉士先生,你发神经病了吗?今晚上天气多好,满天星斗。根本就没有风雨呀。”

我往外面望了一下,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随后我说:

“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明明从窗帘和百叶窗缝里看见一道道闪电的光,也听见了雷响。”

那些人一个个笑得倒在了地上——其中有两个人笑死了。活着的人当中有一个说道:

“可惜你没想到打开窗户往对面那座高山顶上望一望,你们听见的是炮声。看见的是放炮的火光。你知道吗,半夜里的电报传来一个消息,加飞尔30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呵呵,吐温先生,开头我就在说,”迈克威廉士先生说道,“预防雷电的办法有很多,好的也不少,所以在我看来,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居然还会有人能够让雷打着。”

他一面说着,一面拿起他的小皮包和雨伞走了,因为火车已经开到了他所住的镇上。

法国人大决斗

不管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怎样百般地轻视和嘲笑现代法国人的决斗,反正它仍旧是目前社会最令人恐惧的一种风尚。因为它总是在户外进行,所以参加决斗的人几乎都着过凉。保罗·德卡萨尼亚克先生,那位习性难改,最爱决斗的法国人,就是由于常常受到风寒,以致最后成了缠绵床席的病夫。连巴黎最有声望的医师都认为,如果再继续决斗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他最终必然有性命之忧,除非他能够养成一种习惯,在不受湿气和穿堂风侵袭的舒适的房子里厮杀。这一事例肯定可以平息那些人的怪谈,他们曾一口咬定,说法国人的决斗有益于卫生,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户外活动的机会。再说,这一事例也肯定可以驳倒另一些人的谬论,他们说什么只有参加决斗的法国人以及社会主义者所仇恨的君主是可以不死的。

可是,现在要谈到我的本题上了。当我听到岗贝特先生和富尔图先生最近在法国议会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就知道肯定会有麻烦事随之而来。我之所以会料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冈贝特先生相交多年,很熟悉他这个不顾一切、顽强执拗的脾气。尽管他的身材长得那么高大,我知道,复仇的狂热会深深渗入他全身所有的地方。

不用他来找我,我已经主动跑去看他。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勇士正深深地沉浸在那种法国人特有的宁静之中。我所说的“法国人特有的宁静”,是因为法国人的宁静和英国人的宁静有所不同。他正在那些砸烂了的家具当中来回疾走,时不时地把一个偶然碰到的碎块从屋子这一头猛踢到另一头。不停地咬牙切齿,发出一大串难听的咒骂,每隔一会儿就停住脚步,将另一把揪下来的头发放在已经堆了一桌的毛发上面。

他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贴在他胸口前,在我两颊上激动地吻着,紧紧地拥抱了我四五回,然后把我安放在那张他本人平时坐的安乐椅里。我精神刚恢复过来,他立即和我谈到正经事情。

我说,我猜他一定是要我做他的助手吧,他说:“那是当然的。”我说,要我做助手,就必须让我用一个法国人的姓名,那样,万一闹出人命事故,我可以不至于在本国受到指责。听到这里,他身体抖了一下,大概认为这句话暗示决斗在美国是不受人尊重的吧。但是,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这说明为什么此后所有的报纸都报导:冈贝特先生的助手显然是一个法国人。

首先,我们为决斗的人订立遗嘱。我坚持我的观点,一定要先办妥这件事。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不先立好他的遗嘱。而他说:他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干这些事情。当他把遗嘱写好之后,就着手编一套“最后的话”。他很想知道,作为一个垂死者发出的呼声,以下这些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我的死,是为了上帝,为了祖国,为了言论自由,为了文明进步,为了全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

我反对这些话,我说在临死前讲完这一套会拖延太长的时间。对于一个身患绝症的患者来说,这的确是一篇绝妙的演说词,但是它不适合决斗场上那种迫切的要求。我们讨论了许多条临死前的豪言壮语,双方为此争执不休,但最后还是我占了上风,迫使他将这条噩耗缩减为这样一句话,他把它抄在备忘录里,准备临时背出来:

我的死是为了法兰西的长存。

我说,这句话好像跟这次决斗缺乏联系,但是他说,联系在最后的话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鼓舞和刺激。

第二件事是选择武器。决斗的人说,他觉得身上有些不舒服,准备把这件事情以及安排决斗的其他细节都托付给我。于是我写了这个通知,把它带去给富尔图先生的朋友:

先生:

冈贝特先生接受富尔图先生的挑战,并授权将大小事宜由我全权代理,我向贵方建议:决斗的地点拟选普莱西——波尔空场;时间订为明晨拂晓;武器将用斧头。

阁下,我是十分尊敬您的

马克·吐温

富尔图先生的朋友读了一遍通知,打了一个哆嗦。接着,他转过身来,用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先生,您可曾考虑过,像这样一场决斗,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那么,您倒说说看,究竟会导致什么后果?”

“会流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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