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们又吵了很多次。关于谁倒垃圾,谁关灯,谁把牙膏盖拧上,谁把拖鞋放在路中间。每一次都吵得很认真,像在争一件很重要的事。吵完之后又笑了,笑完之后又不说话。他们坐在沙发上,隔着一个抱枕,看着电视。电视里在播新闻,确诊人数在涨,死亡人数在涨。他们看着那些数字,觉得它们很远,又很近。
第三个星期,吵完之后开始笑。
有一天晚上,他们坐在阳台上。阳台很小,只能放一把椅子,她又搬了一把出来,两把椅子挤在一起,膝盖挨着膝盖。北京的夜还是空的,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只有路灯亮着,橘黄色的,一排一排的,像棋盘。远处有一栋楼,楼顶上有几个大字——“中国必胜”,红色的,在夜里发着光。
“你知道吗,”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和人住在一起也不错。”
她看着他。他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很年轻,颧骨高,下巴尖,眼睛很亮。但眼睛下面有黑眼圈,跟她一样。
“这是你第一次和别人住在一起?”她问。
“嗯。”
她愣了一下。“你没跟你爸住过?”
“住过。但不是这种住法。”他停了一下,“他总是不在家。在家也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各吃各的,吃完了他去书房,我去房间。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但不像一家人。”
她没说话。她想起她爸,想起他坐在书房里看书的样子,想起他在江边钓鱼的样子,想起他躺在病床上说“爸这辈子什么都没做成”。她想起她妈,想起她站在厨房里切菜的样子,想起她说“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扛”。她想起他们住在一栋房子里,吵了三十年,没离婚。不是因为他们过得好,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也是。”她说,“这是第一次。”
他转过头,看着她。他的眼睛很亮,比她平时看见的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
“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一起。”
她沉默了。阳台上很安静,没有车声,没有人声,只有风在吹。远处那几个大字还亮着——“中国必胜”。她看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她说,“我怕。”
“怕什么?”
“怕你只是疫情时期的替代品。怕疫情结束了,你就走了。”
他没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交叉着,搁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指甲油。她想起她妈的手,粗糙的,骨节粗大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她怕自己变成那双手。她更怕他不是那个愿意握住那双手的人。
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比他的凉。他没有松开。“我哪儿都不去。”他说。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很亮,比路灯亮。她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在台上说“我不是代表,我只是一个样本”。她在台下问他“如果不结婚,老了怎么办”。他问她“水里冷吗”。她说“冷,但习惯了”。那时候她觉得他在船上,她在水里。后来她觉得他也在水里。现在她不这么想了。他不是在船上,也不是在水里。他是那个愿意和她一起造船的人。船还没造好,他们还在水上漂。但他没有走。他握着她的手,说“我哪儿都不去”。她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她只知道,她想试试。
她没有说话。她反手握住了他的手。他们坐在阳台上,握着彼此的手,看着空荡荡的北京。风在吹,远处那几个大字还在亮着。他们不知道这场风暴什么时候会过去。他们只知道,他们在一起。
五月,北京解封了。林逸飞没有搬走。他的公寓楼解封了,房东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再等等”。他也不知道等什么。他只是在等。等她开口让他走,或者不开口。
他开始在苏晚的出租屋里做直播。他买了新的环形灯,架在客厅的茶几上,背景是那面白墙。他坐在沙发上,对着镜头说话。内容变了——不再是“不婚主义”,不再是“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不再是“不要被世俗绑架”。他讲的是“如何在疫情期间和自己相处”。他说:“我以前觉得,一个人就是自由。现在我觉得,自由不是一个人,是你想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一个人,想两个人的时候可以两个人。”弹幕里有人说:“飞哥,你是不是恋爱了?”他笑了一下,没否认,也没承认。
苏晚坐在卧室里,关着门,听着他在客厅里说话。他的声音很低,很慢,像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听着,听着,嘴角翘了一下。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她只知道,她在笑。
有一天晚上,她问他:“你现在还想不结婚吗?”
他坐在沙发上,她在他对面,隔着一个茶几。电视没开,灯也没开,只有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橘黄色的,铺在地板上。
“我不确定。”他说,“但我知道,我想和你在一起。”
“那有什么区别?”
“结婚是一个制度,在一起是一种选择。”
她看着他。他的脸在暗处,看不清表情,但他的眼睛很亮。她想起她妈说的话:“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扛。”她不知道她妈说的对不对。她只知道,她不想扛。她想选。
“那我选择和你在一起。”她说。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很轻,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但眼睛里有了光。那光很弱,像一盏快灭的灯,但它还在。她伸出手,他也伸出手。他们的手握在一起,隔着一个茶几,隔着一米远的空气,隔着一场疫情,隔着前半生的所有犹豫和恐惧。他们握在一起,像两只船,终于靠了岸。岸不是陆地,是彼此。
【第十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