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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北京(第4页)

陈志强骑着一辆电动车,在车流里穿行。车后座驮着一个蓝色的保温箱,箱子里装着四份外卖——两份麻辣烫、一份黄焖鸡、一份米粉。他已经在路上跑了十四个小时了,从早上七点到现在,送了三十六单,还剩最后四单。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导航,下一单在团结湖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三十二层,点了一份黄焖鸡,顾客备注“快点,饿死了”。

他今年二十三岁了。来北京两年了。他在房山的工地扎了一年半的钢筋,后来又换了一份工作——送外卖。送外卖比扎钢筋自由,挣得也多一些,一个月能拿七八千。他把欠医院的债还清了,把欠村长的钱也还清了。每个月给妈寄两千,剩下的存着,存了两年,攒了三万多。他不挑活,不挑路,不挑天气。下雨天单多,他就多跑几单;刮风天单少,他就早点回去。他租了一间地下室,六平米,没有窗户,但比之前在房山的那间干爽一些。墙不渗水了,被褥不潮了,暖气也热一些。他不挑,能住就行。

高档小区在团结湖附近,大门是铁艺的,门口站着两个保安,穿着黑色的制服,戴着白手套。陈志强把电动车停在门口,从保温箱里取出那份黄焖鸡,拎着塑料袋往里面走。保安拦住他,让他登记。他写了名字、手机号、送哪一户。保安看了一眼,说“进去吧”。他走进小区,里面很安静,路灯是暖黄色的,照在石板路上,两边是修剪整齐的冬青。他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小区,地上没有烟头,没有塑料袋,没有外卖盒。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鞋上沾着泥,踩在石板路上,印出几个灰扑扑的脚印。他加快脚步,走进单元门。

电梯是透明的,观光梯,能看见外面的夜景。他按了三十二层,电梯往上走,楼下的灯越来越小,越来越密,像一盘散落的棋子。他站在电梯里,拎着那袋黄焖鸡,看着外面的北京。三十二层,一百米高,他在这个城市里从来没站过这么高。他住在地下室里,六平米,没有窗户。他每天在路上跑,看见的都是别人的脚、别人的车轮、别人的楼底。他从来没看过这个城市的上面是什么样的。现在他看见了。楼很高,灯很亮,路很宽,车很多。但这些东西跟他没关系。他只是来送一份黄焖鸡的。

电梯停了。门开了。走廊里铺着地毯,脚踩上去没有声音。墙上挂着画,画的是风景,山啊水啊树啊,他看不懂。他找到门牌号,3206,门是深棕色的,很厚,门把手上镀着金。他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睡衣,粉红色的,毛茸茸的,领口有一圈白色的绒。她的头发是湿的,刚洗过,披在肩膀上,水滴在睡衣上,洇了一小片。她的脸很小,皮肤很白,眼睛很大,但没什么精神,像刚睡醒,又像很累。

“您好,您的外卖。”陈志强把袋子递过去。

女人接过袋子,看了一眼小票,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把门关上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没有“哐当”,是那种慢慢的、被吸住的声音。陈志强站在门口,等了一秒,然后转身往电梯走。

他走到电梯口,按了下楼的按钮。电梯还在三十二层,门开着,他走进去。门刚要关上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声音。不是走廊里的,是3206房间里的。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声音从那条缝里挤出来。

“又是外卖?你就不能自己做一顿?”男人的声音,低沉的,带着怒气。

“我做你妈!我上了一天班,回来还要给你做饭?”女人的声音,尖的,像指甲划过黑板。

“那你别上班啊,我养你。”

“你养我?你那点工资养得起谁?”

然后是摔东西的声音。什么东西砸在地上,碎了。不是碗,是杯子,或者是花瓶,声音脆的,裂开的。陈志强站在电梯里,门开着,他听见了。他愣了一下,然后按了关门键。电梯门慢慢合上,把那些声音关在外面。

电梯往下走。三十二层,三十一层,三十层……他在电梯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二十三岁,对,他今年二十三。但镜子里的那个人看起来像三十。皮肤粗糙,风吹的,日晒的,电动车骑久了脸上全是灰。眼角有细纹,不是笑出来的,是眯着眼睛看路眯出来的。手上是冻疮,冬天骑车的时候留下的,好了又犯,犯了又好。他的头发很长了,没时间剪,被头盔压得扁扁的,贴在头上。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冲锋衣,公司发的,袖口磨得起毛球,领子竖起来,遮着半张脸。

他想起老王结婚那天说的话。老王四十五岁,娶了一个二婚带孩子的女人,在工地的板房里办婚礼,喝醉了酒,抱着他哭,说:“兄弟,我这辈子总算有个家了。”那时候他觉得老王挺可怜的。现在他不知道自己更可怜还是老王更可怜。老王好歹有个家,一个板房里的家,一个二婚带孩子的女人,一个叫他爸的小女孩。他有什么?他有一辆电动车,一间地下室,一张欠条——不,欠条已经还清了。他什么都没有。没有家,没有女人,没有叫他爸的孩子。他只有妈在老家等他,大哥在温州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这样的家,真的好吗?

电梯到了一层,门开了。他走出来,走廊里很安静,地毯很厚,脚踩上去没有声音。他推开单元门,外面风灌进来,他缩了一下脖子。他走到电动车旁边,把保温箱盖好,骑上去。手机响了,是平台的派单,又来了两单。他接了,拧了一下车把,电动车滑进夜色里。

凌晨十二点,他送完了最后一单。电动车骑到半路没电了,他推着走了两站地,才回到住处。他住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城中村,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绳。他把电动车停在门口,用铁链锁上。他掏钥匙开门,走进地下室。

他脱掉头盔,摘掉围巾,坐在床沿上。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有一条消息,是母亲周素芬发来的:“强子,妈想你了,什么时候回来?”

他盯着这行字,盯了很久。他回:“过年回。”

周素芬回得很快:“你哥今年也回来,他……他好像出什么事了,你回来看看。”

陈志强心里一紧。他拨了大哥陈志国的电话。嘟——嘟——嘟——三声之后,提示音说:“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他挂了,又拨了一遍。还是关机。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他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白白的,空空的。他想起大哥。大哥今年二十八了。不,大哥比他大七岁,今年三十。他在温州,不知道在干什么。上次打电话是半年前,大哥说他在一个鞋厂上班,一个月三千多,够花。问他有没有对象,他说没有。问他有没有想找,他说不想。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意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大哥说:“强子,你别学我。”然后就挂了。

他不知道大哥出了什么事。他不知道大哥在温州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不知道大哥一个人在那边,有没有人说话,有没有人等他回家,有没有人问他吃没吃饭。他只知道,大哥关机了。他只知道,妈说“他好像出什么事了”。他只知道,他在北京,大哥在温州,妈在老家。三个人,三个地方,谁也不知道谁在过什么日子。

他不知道,大哥陈志国在温州出事了。不是大事,是那种一点一点把人磨碎的小事。鞋厂的订单少了,加班没了,工资从三千多降到两千出头。房东涨了房租,从八百涨到一千。大哥换了一个更小的房间,没窗户的,跟他现在住的一样。大哥上个月病了,发烧,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烧了三天,没人知道。他去了诊所,打了一针,花了一百多。他回来之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给妈发了一条消息:“妈,我挺好的。”发了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他没哭。他已经很久没哭了。

陈志强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大哥关机了。他把手机拿起来,又拨了一遍。关机。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爬到天花板,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条裂缝,看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高档小区,三十二层,观光梯,地毯,镀金的门把手。他想起那个穿睡衣的女人,她的头发是湿的,她的眼睛很大但没什么精神。他想起那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的,带着怒气。他想起摔东西的声音,脆的,裂开的。他想起老王说的那句话:“有个家就好。”

他看着墙壁上的裂缝,问自己:这样的家,真的好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还要送外卖,还要攒钱。他只知道,妈在等他回消息,大哥在温州不知道怎么样了。他只知道,明天还要早起,还有三十多单要送。他不能想太多,想太多就走不动了。

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蜷缩着,像一只钻进洞里的虫子。

窗外,没有窗。只有墙。墙外面是北京的夜,风在吹,没有月亮。

【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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