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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三条线的第一次交汇（第1页）

第四章：北京西站·三条线的第一次交汇

2016年的春天来得晚。

三月的北京，风还是硬的，刮在脸上像砂纸。西客站北广场上，人挤着人，拖着行李箱的、背着编织袋的、举着小旗的导游带队的，都缩着脖子，被风推着走。广场西边那排小店的招牌被风吹得哗哗响，“沙县小吃”四个字缺了一个“沙”字的偏旁，只剩下一个“少”，孤零零地挂在上面。

这家沙县小吃开了有些年头了。门口的玻璃门上贴着褪了色的菜单，蒸饺、拌面、馄饨、排骨汤，价格用记号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店里七八张桌子，塑料桌面，印着广告，桌角磨得发白。墙上的排风扇嗡嗡地转，把油烟和蒸汽抽出去，又把冷风吸进来。下午三点，饭点过了，店里没什么人。靠门口那张桌上趴着一个穿环卫工服的老头，在打盹。收银台后面，老板娘在看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

门被推开了。进来的年轻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棉服，袖口磨得起毛球，领子竖起来，遮着半张脸。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包很旧，拉链坏了，用铁丝拧着。他走到收银台前，看了一眼墙上的菜单，说：“一碗拌面。”

“打包还是在这儿吃？”

“在这儿。”

“八块。”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挑了一张十块的递过去。老板娘找了他两个钢镚儿，扔在柜台上。他把钢镚儿装进口袋，在靠墙的位置坐下来。

他叫陈志强，二十一岁，来北京大半年了。

他在房山的一个工地上扎钢筋。来北京的头一个月，他住在老乡的工棚里，后来工地换了一个，他在附近村子租了一间地下室，六平米，一个月八百块。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灯是那种节能灯，发白的光，照得人脸上没血色。墙上渗水，被褥永远是潮的，有一股霉味。他不在乎。他在广州住过比这还小的，在吕梁睡过医院走廊。他只想攒钱，把欠的债还了，给妈寄钱。

今天来西客站，是来找一个叫李大全的老乡。李大全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工地扎钢筋，上个月跟陈志强通电话，说他那边缺人，问他要不要过来。陈志强犹豫了几天，今天跟工头老马请了半天假，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从房山线换9号线，到西客站的时候快两点了。他给李大全打了三个电话，都没人接。他在广场上等了半个钟头，风把他的脸吹得生疼，肚子也饿了。他找了一圈，看到这家沙县小吃，推门进来了。

拌面上来了。一个白瓷碗，碗口缺了一个角。面是那种碱水面，细细的，堆在碗里，上面浇了一勺花生酱，撒了几粒葱花。他用筷子拌了拌，花生酱粘在面条上，黏糊糊的。他挑起一筷子，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八块钱一碗，在北京，算便宜的了。

手机响了。他掏出来一看，是李大全的号码。他赶紧接了。

“大全哥？”

“强子，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在工地上干活，手机搁棚里了。你到了？”

“到了，在广场边上一个沙县小吃。”

“你今天来不成了，工头说今天不招人了，过两天再说。你看……”

陈志强愣了一下，说：“行，那我先回去。”

“对不住啊强子，让你白跑一趟。”

“没事。”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面还没吃完，花生酱已经凉了，凝成一团，粘在面条上，搅都搅不开。他挑起一筷子，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觉得有点苦。不是面的苦，是心里的苦。他从房山坐了一个半小时地铁过来，花了八块钱路费，请了半天假，扣了半天的工钱。白跑了。他不知道该怪谁。怪李大全？怪自己？怪这个城市？谁都不怪，谁都不能怪。

他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去。屏幕亮了，他看了一眼，没有未接来电。他已经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不是不想打，是不知道说什么。说他在北京？说他在工地？说他住地下室？妈会哭的。妈哭的时候不发出声音，只是眼泪一直流，像上次在医院那样。他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吃面。

门又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女孩，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背着一个双肩包，手里拎着一个电脑包。电脑包很沉，她换了一下手，用肩膀推开门。她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然后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她叫苏晚，二十六岁，来北京第八年了。

2008年来的，今年是2016年，确实是第八年了。八年了，她还是一个人，住在一间合租屋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月薪八千。她的工位在中关村的一栋写字楼的十七层，从窗户看出去是密密麻麻的楼房，楼房后面还是楼房。她每天九点到公司，七点下班，加班到九点是常态。她做的PPT改了六版了，总监还是不满意。她说“我觉得这样可以了”，总监说“你觉得有什么用？”她就不说了。

她来北京西站是因为出差。公司要在石家庄开一个会，让她去做支持。她刚下火车，饿得胃疼，在广场上找了半天，只有这家沙县小吃看着还干净。

“一碗馄饨。”她对老板娘说。

“大碗小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