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本分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法儒混合体的。他重视制度,拟定管理条例时,必须以理性立场,设定人人都可能为恶,严格执行所有的法令,陈寿便称他刑法和政令都很严峻。但执行上他则重视领导,在上者必须为人君、为人师、正己才能教人。《便宜十六策》的《治国篇》: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上则东正矣。本者,经常之法觎矩之要也。这段文字明白显示制度的重要性,国家有国家制度,家庭有家庭制度。这是治理的根本。《君臣篇》则写道: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援臣,上下好利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见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这段文字则显示诸葛亮之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教,领导者不可光说不练,做好榜样,才能使政令贯彻,这便是他以身作则的儒学精神。
诸葛亮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本分,一丝不苟。赤壁之战时,奉刘备之令到东吴,孙权爱其才,要诸葛亮之兄诸葛瑾设法留下诸葛亮。但“知弟莫如兄”的诸葛瑾表示:“我弟弟诸葛亮委任于人,义无二心,弟之不留于东吴,犹如我诸葛谨不会投靠其他地方一样。”后来,诸葛瑾出使蜀汉,诸葛亮也只以接待他国使臣的礼节来对待多年不见的“老哥”,除了公事会面交谈外,兄弟俩从未私下接触过。诸葛兄弟彻底遵守人臣之节,是中外古今难见的。身处战乱之世,如果不懂得如此审慎,势必会遭人猜疑,而影响任务的完成。
另外,从诸葛亮在一次北伐途中向刘后主上的一道表里,也可见一般,表中有这样一段话:“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四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由此可见,诸葛亮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同时,他提倡俭朴时,不仅从自身做起,而且在军营中也如是提倡,这成为他治蜀的一项重要措施。
相同的,刘备不但称赞诸葛亮对自己是“如鱼得水”,还将身后大事完全委托诸葛亮,毫无猜疑,相信他对诸葛亮的人格必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吧!不过,诸葛亮虽大权在握,却非常懂得自制,南征回来后,声望达到空前,使另外一个辅佐大臣李严深为疑虑。故意写信建议诸葛亮趁机晋爵封王,接受九锡。对这件事,诸葛亮坦然地表示:我是位才能低下的上人,辅佐先帝,并不胜任,但却承蒙错爱,位极人臣之首,所得的禄赐也够多了,如今讨贼尚未奏效,知己之恩未报,便妄自尊大,乃与义不合,对我没有好处的……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认为诸葛亮拥有大权,却不失节制,绝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因此很少人会怀疑他有篡位自立的野心,的确做到“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在蜀中这种好摆龙门阵好拉关系的社会环境里,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当然也有对他大权独揽深为疑虑的人,廖立、李严、张裔虽颇不服诸葛亮,却还相信其人格。但有位叫做李进的官员,充分表现对诸葛亮的反感,常自作聪明的分析,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终有天一定会和皇帝产生权力冲突。到时候不是篡位,便是身败名裂。诸葛亮听到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把李进视为自己的监察人,暗自警惕,不可有过分的表现。及诸葛亮死后,李进仍不放松,他上疏后主表示:“诸葛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野心勃勃,又长年镇守边疆,臣常担心会发生意外。如今诸葛亮既死,刘氏政权从此得保,西蜀也可以静息,全国大小应为之庆祝才对啊!”刘后主和蜀汉大臣们正为诸葛亮的噩耗哀悼,见此疏文,自然大发脾气,认为李进恶意诋毁尽忠报国的贤臣,立刻将他下狱治罪。由于再也没有像诸葛亮这种会保护自己政敌的人替他求情,李进便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