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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反省的作风（第1页）

务实反省的作风

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在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批过的奏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对腐败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不知道从何时起，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30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只看皇帝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对这种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6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对于那些不做实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阿谀奉承之徒，雍正简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川陕总督查郎阿和陕西巡抚武格在受到批评后在折子上自责说“奴才愚昧”。雍正用红笔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划了一笔，训斥道：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也有许多错误，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