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志小气轻阻碍进步（第1页）

志小气轻阻碍进步

张载说：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气轻则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

“志小气轻”是什么意思？“志小”很好理解，就是心无大志。“气轻”的意思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平庸者往往心无大志。其实他们未必缺少天赋和才能，有的人还读过很多书，或者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对身边的事，他们都能看得明明白白，讲得条条是道；对世界大事，他们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们有这么高的才能，为什么终其一生，却无所成就呢？张载给出了答案：“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王守仁说得更明确：“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平庸者的最高愿望是开心享受生活，任何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有所成就的事他们都不感兴趣。天赋和才能只是他们向人炫耀的羽毛，而不是应用工具。他们是千里马，但从不赛跑，却幻想轻轻松松获得“一食或尽粟一石”的待遇。如果得不到，就抱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后使出一匹驴子的力量来应付差事。他们总是希望工作轻闲一点、生活富裕一点、享乐多一点。可是，工作轻闲跟生活富裕享乐多，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们只能生活在缺憾中。偶尔他们也会发奋一下，一旦有所成就，马上停下来享受，“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若是侥幸发家致富，他们就由享乐而堕落，成为世界上最糜烂的一群人。

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往往心怀大志。一代名臣曾国藩说：“有志则不甘为下流。”生活中的事实经常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有一年，英国的政客发动政变，他们将王子关押在一个古堡里。为了从精神上摧垮王子，政变者给王子准备了最精美的食物、最漂亮的女人和最有趣的游戏。但是，王子不为所动。经过长期关押，王子心如磐石。政变者为之折服，终于拥立他为国王。后来，有人问这位年轻的国王为什么能在种种**面前不动心，他说：“我生来就是当国王的。”

如果一个人心有大志，绝不会让自己淹没在感官享乐之中，对那些有污名声、有亏德行的享乐，更是谨而慎之，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并非从不享乐，但他们面对**的定力，胜过常人何止一倍！

另外，心怀大志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往往会投入百倍热情，全力以赴，而不在任何困难面前却步。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志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的成功不是顺理成章吗？

张载的“气轻则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这句话，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生活现象：越是学识渊博的人，越是认为自己所知有限；越是一知半解的人，越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如果你去问一个熟读儒家经典的人懂不懂儒学，他会谨慎地表示自己“懂一点”、“懂一些”，却不敢承认自己精通儒家思想。这并非故作谦虚，因为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他本来只是“懂一些”。

如果你去问一个从未读过《论语》，只是看过有关孔子生平、儒学简介的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懂儒学，并且讲得条条是道。这并非故示骄傲，因为他以为儒学只有如许内容，已全部或大部分装在他聪明的头脑中。这就是所谓的坐井观天。青蛙坐在井里，没有办法跳出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见就是这片天，很自然地会以为天就只有这么大。所以，与其说它可笑，不如说它可怜。

其实，知识多寡对人生的影响并不大，但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无知，却直接影响人生格局。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很无知，他就热衷于接受新知，对他人的不同意见也不会在头脑中产生排斥反应。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很无知，他就会厌恶“新知”，将它们视为“坏”的东西，并采取回避、反对的态度。他总是认为“我是对的，错的是别人”，痛恨他人的不同意见，甚至将不同意见视为人身攻击。这样，他就只能永远生活在他的“井”里。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根据有限信息进行思考并形成想法，当信息残缺不全时，会形成偏见。加上感情倾向与情绪作用，会使自己的见解偏得更厉害。西方哲人说：“所谓事实，就是我们对某种东西加以解释并称之为事实。”这就是说，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许并非事实。美国金融专家索罗斯说得更明确：“我们对世界的所有认知都有缺陷，因为我们无法透过没有折射作用的棱镜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无知，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可能是偏见。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眼界就会豁然开朗，对新生事物、对他人的不同意见就会心平气和，而不会自作聪明、固执己见。

以“免苦求乐”为己任

康有为说：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平了天下怎么样呢？不是为了自己坐享功劳，而是为了大家生活幸福。

康有为把儒家的政治理想进一步定义为“免苦求乐”四字，“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他认为，古代圣贤提出的各种办法，都是为了让人们解除痛苦，求得安乐。“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能够让每一个活着的人快乐越来越多，痛苦越来越少，是符合人类进化之道的。在这里，康有为用了“进化”二字，可以看出他将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整合的努力。

将幸福定义为苦少乐多，大致是不错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和追求的。在大家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难免存在名利的得失。得到的就乐，失去的就苦，如何让大家都苦少乐多呢？这是一道从古到今的大难题。康有为试图解决这道难题，但没有成功。他倡导的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就告流产了。即使能够实行下去，也未必能出现天下苦少乐多的结局。

在封建历史上，对这道难题解决得相对比较好的当属唐代。我们不妨看看当时是怎样做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他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还说：“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何让“水”安于载“舟”而不“覆舟”呢？他认为，应该施行善政，让百姓生活幸福。

当时，经过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民生凋敝，“米谷踊贵”。加上天灾频繁，突厥入侵，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据史书记载贞观六年时的情景：“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谨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苦多乐少，自然会闹事，所以社会治安一直很差。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以封德彝为首的一派大臣主张用严刑峻法维护统治，用对外大动干戈来缓解国内矛盾。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强征暴敛，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以魏征为首的一派大臣却主张实施仁政，与民休息。

李世民倾向于实施仁政，但局势如此混乱，他对于能否达成愿望颇不自信，所以频频召集大臣们磋商，以思良策。

一次，在与大臣们会商时，他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国家处于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易教化，短期内很难实现天下大治。”

魏征反驳说：“不然！大乱之后，并非不易治理，而是更容易治理。因为人在危困之时就会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盼望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如果百姓期盼安定，就容易教化了。这如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的需要是同样的道理。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皇上能静以待民，少征徭役，与民休息，这样一来，百姓安定，国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了。”

李世民听了，不由连连点头。

可是，封德彝却站起来反对说：“夏、商、周以后，人情越来越奸诈虚伪，所以秦朝使用严刑峻法，汉代又参用威势权术。他们哪里是不想教化呢？只不过想教化而为形势所迫，不能教化罢了。”

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内的人民而实现了天下大治。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封德彝一时语塞。

李世民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魏征的意见，推行王道政治，也就是“圣哲施化，施仁政于民”。魏征在其“圣哲思化”思想的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以静安民的主张，他说：“君王宜修正其身，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君王无为则人民安乐，君王多欲，则人民困苦。”

大臣王硅也说：“民为邦本，是儒家治国大义，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先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君王戒奢从简，不劳役人民，轻徭薄赋，偃武修文，才有望太平。”

最终，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老百姓饱受战乱的创伤，如今得到一个“养伤”机会，痛苦遂逐步减轻。又有了安心生产的条件，物质生活日益富饶，快乐遂日益增多。大唐的综合国力也因之日益强盛，社会开始走向空前的繁荣。

以此观之，设法让广大民众苦少乐多，确实是治理天下的要点。

但是，历代统治者却总是想出各种花样，给百姓找痛苦。其原因有二：一是出于狭隘的自私心理，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把快乐建立在大众的痛苦之上；一是出于可耻的嫉妒心理，就是看不惯大家生活得快快乐乐。所以说，儒家的政治理想虽然高尚，它与专制体制却是相矛盾的，只有当人民大众能为自己的命运做主时，才会真正出现苦少乐多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