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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选人用人（第1页）

高度重视选人用人

经历了隋末大动**的唐太宗，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何以守成？他认为关键在于人，特别是忠臣良将。他希望依靠大批有才干的官吏，稳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认为安定天下，作为君主切不可独断专行，否则会使决策错误百出，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关于人才的重要性，唐太宗有一个恰当的比喻，他把君主比作人头，把人才比作人的四肢，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成就事业。他常说没有舟楫难渡江河，没有构件难起大厦，没有人才难以兴国安邦。

一天，唐太宗和魏征谈起隋炀帝，唐太宗问魏征：“我读了隋炀帝的文集后，认为他很有才华，而且学识渊博。他在字里行间又常常流露出崇尚尧舜、鄙视桀纣的强烈意向，可他为什么没有治理好国家呢？”

魏征为他分析说：“自古以来的明君贤主，都在于他有器量，能知人善任，所以有智者为他出谋划策，有勇者为他冲锋陷阵。隋炀帝虽有才华，却没有这种器量，不能发现人才，又刚愎自用，所以最终隋朝灭亡了。”唐太宗认为魏征分析得非常正确，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求贤若渴，尚贤任能。

唐太宗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求取人才。同时，唐太宗还督责大臣选贤荐贤，他把协助选贤视为大臣们的重要职责，要求大臣们寻觅、荐举贤才。为此他责令房玄龄、杜如晦不要一味忙于政务，更要注重求访贤哲。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宰相，应当为朕分担忧劳，广开耳目，求访人才。如果整天沉浸于日常事务中，没有空暇时间，怎么能帮助朕寻求人才呢？那些日常琐事，应该交给属官办理，你们只处理军国大事和留心发现人才。”

唐太宗制定了考课法，把发现和荐举人才作为评价官员工作成效的标准，还对荐贤者给以奖励，从而形成一种求贤爱才的良好风气。常何荐举马周，唐太宗就赏赐他二百匹绢。

马周是山东清河人，出生于一个世代贫寒的农民家庭。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屡遭当地人欺侮。但他勤奋好学，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后来四处游历，投到了中郎将常何门下，做了一个门客，偶然的一次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

贞观三年的一天，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并针对当时的形势，人人献计献策。大臣们积极响应，提出了很多好建议。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不会舞文弄墨，根本想不出什么计策，但不写又难以交差。于是，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上呈皇上。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十分赞赏，同时又感到奇怪：常何识字不多，怎么会写出这么有见地的意见呢？便招常何进殿，问他是怎么回事。

常何为人诚实，如实说出奏章是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听罢，才知道居然有这么一个奇才，还被遗落在朝堂之外，于是立刻召见马周。在马周还没赶到的时候，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到马周前来，见到这位穿着普通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太宗就感到这人非同一般。与之倾心交谈后，发现他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太宗更加高兴，直叹相见恨晚，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的大政。

马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十分感激唐太宗的信任，觉得自己得到的不仅是高官厚禄，更得到了一个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他尽其所学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唐太宗强调唯才是举，体现在他用人不避亲疏仇嫌，把才能视为选拔官吏最重要的标准。他说：“只要是人才，哪怕是自己的亲属和仇人，也应该荐举。”对待自己的亲戚，他也是采取唯才是举的方针，而不因私人关系有所偏颇。

他常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信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能的人才。不可以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因此，虽有大臣谏阻，他照样对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授以高官。

他的一些老部下在他当了皇帝后，觉得凭着老资格应该步步高升，但是却没有如愿以偿，位置甚至不如魏征等人，所以很不满意，吵闹着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

唐太宗听后对他们说：“选拔人才，如果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那么我只能用新人，而不能用旧人。你们发出这样的怨言，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国家着想。”

所以，他能包容魏征、薛万彻等原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魏征本为原太子的心腹，但唐太宗欣赏他出众的才华和一片赤胆忠心，不记私怨，从治国的大局出发，不仅没有治魏征的罪，反而委以重任。唐太宗甚至多次让魏征进入自己的卧室内，询问政治上的得失。而魏征果然不负太宗的厚望，敢于犯颜进谏，及时地纠正了太宗的很多失误。

唐太宗唯才是举，还体现在他不论贵贱，不限门第。魏晋以来，长期推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按照出身门第的高低将士人分为九等，结果，高官没有出身寒门的，低级官吏没有出身高门大户的，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唐太宗以其宽阔的胸襟和远见卓识，采取士庶并举的政策，鼓励并吸纳出身贫苦但富有才华的庶族子弟入朝为官，唯才是举，不问门第。他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等人，同时也重用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不仅大胆擢用庶族地主子弟，唐太宗甚至对于出身布衣而有才华者也一视同仁。

贞观三年四月，唐太宗下了一道诏令，宣布出身贫寒百姓之家但是有文武才能的人，只要言行忠诚谨慎，能够通晓时事，处理政务，就都可以录用为官。

唐太宗唯才是举还体现在他能冲破民族偏见的藩篱，敢于任用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他根据少数民族将领的功勋与才能，让他们分别担任朝廷的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突厥的阿史那杜尔就因为智勇双全而受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曾经被任命为交河道行军总管，出征高昌。

在他获胜凯旋后，太宗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丈。执失思力多次进谏忠言，深得唐太宗赏识，于是把公主嫁给他，并拜为驹马都尉，封为安国公。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投降后，太宗授予他左领军将军的职位。在平定吐谷浑的赤水源一战中，唐朝将领薛万均、薛万彻被围，兄弟二人均中枪受伤，随从骑兵死伤十之六七。危急之时，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率数百骑前往救援，奋力厮杀，拼出血路，薛氏兄弟才幸免于难。因契苾何力的大功，唐太宗擢升他为北门宿卫。

大批的人才被召集到朝中后，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尽其智、尽其能地为国家效力。可以说，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也相当成功。

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所以，在用人问题上，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所，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尽可能地发挥，心情舒畅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

唐太宗即位之初，命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很长时间过去了，封德彝也没有选荐一个人。唐太宗诘问他为什么不推举人才，封德彝说他已经做了努力，但确实没有发现德才兼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