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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人事巩固政权（第1页）

依靠人事巩固政权

李世民即位之初，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三股势力：一是唐高祖李渊笼络的士族勋贵，包括跟随李渊晋阳起兵的功臣和前朝的勋贵；二是秦王府李世民手下的幕僚，他们是李世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最可靠的力量；三是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官员，曾经各为其主与李世民争斗，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唐太宗当政以后，大刀阔斧地调整领导班子，开拓大唐政权的新局面。

流放李渊的宠臣、密友裴寂，这是李世民调整的第一步。裴寂是蒲州桑泉人，李渊留守太原时，他任晋阳宫副监，与李渊交情深厚，参与了晋阳兵变的谋划。所以，在高祖朝他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官至宰相，崇贵无比。但此人才能平庸，又好妒贤嫉能。

在刘文静事件中，他与李世民结下了冤仇。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在晋阳起兵时起了重要作用，才能又远在裴寂之上，裴寂却唆使李渊诛杀了罪不当死的刘文静。在太子、齐王与秦王的争斗中，裴寂公开站在太子一边。政变后，表面上看，裴寂还是十分受尊重。贞观元年，太宗给他食封一千五百户，比所有的功臣都多，居位第一。但实际上，裴寂却被剥夺了参与商议政事的实权。

贞观三年，有一个叫法雅的和尚口出狂言，诬枉朝廷，有人告发裴寂与之关系密切。李世民趁机将裴寂免官，贬回家乡。裴寂上表请求皇帝允许他住在京师，久久不肯离去。不久又有人扬言说裴寂似乎有得天下的气象，裴寂听后非常惶惧，竟杀人灭口。

唐太宗知道后，勃然大怒，宣布了裴寂四大罪状：第一条，身为宰相，却与妖人法雅这样的人过往甚密；第二条，以功高自负，竟声称唐朝夺天下是他的功劳；第三条，妖人说他有得天下的气象，竟不上报；第四条，私自杀死妖人灭口。

唐太宗早有除掉裴寂的打算，终于找到机会。在列举了上述罪行之后说：“我要杀掉裴寂有充足的理由，但既然臣子们都为他说情，劝我将他流配远方而留他一条性命，我就听从大家的意见吧。”不久，将裴寂流放到静州。后来，裴寂死于静州寓所。

在将裴寂贬官流放的同时，李世民还罢免了陈叔达、萧瑀等人的职务。唐高祖时先后有十二位宰相，其中支持李世民的有陈叔达、萧瑀和宇文士及。这三个人分别出身于陈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地位十分显赫，但思想趋于守旧，缺乏进取精神，还常常与朝中新贵争执。

朝中每逢评议大事，萧瑀等老臣总是言辞激烈，不可一世，房玄龄、魏征等不敢抗言。如果房玄龄等人有小的过失，萧瑀都要上奏弹劾。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十分信任，往往不会治他们的罪，反而对萧瑀有所疏远。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罢免了出身隋朝宗室的中书令杨恭仁，由宇文士及接替他的职位。同时任命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

十月，萧瑀和封德彝发生矛盾，又与陈叔达在殿廷上争吵，声色俱厉。唐太宗就以无视朝堂的大不敬之罪，借机将萧瑀和陈叔达免官。唐太宗虽然罢免了陈叔达、萧瑀等宰相的职务，但仍旧把他们当作德高望重的大臣以礼相待，时常慰问陈叔达，与他重温旧谊。

后来，陈叔达犯事被法司弹劾，李世民念及旧的情谊，没有声张他的罪名，悄悄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回家养老。萧瑀虽然几次触怒唐太宗，但太宗仍然不忘旧恩，将他的画像与其他功臣一起供奉在凌烟阁，并且拜为太子太保。

太宗对宇文士及也十分重情义，在他重病的时候前去看望，悲痛得不能自已。宇文士及死后，厚葬在昭陵。

这样，李世民逐渐摆脱了李渊旧臣的束缚，接下来就是在重要岗位安插亲信了。早在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刚被立为皇太子之时，就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这些人中，除了宇文士及外，长孙无忌和高士廉是亲戚，其他都是秦府武将或者“十八学士”成员，大多在玄武门事变中做出过贡献。贞观初年，论功行赏，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位列一等。

李世民对群臣说：“我对各位的封赏，以功劳大小为依据，如果有什么遗漏，请说出来，以便纠正。”

李世民的叔父李神通气愤地说：“晋阳起兵时，我率兵最先起事，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文人，却功居第一，我实在不服气。”

李世民心平气和地说：“当初起兵反隋，人人有心。叔父虽然率兵而来，但没有亲临阵地。山东没有平定的时候，您受命镇抚，窦建德南侵时，却全军覆没。刘黑闼起事，叔父又望风而逃。房玄龄等筹谋帷幄，安定社稷，功劳就像汉代的萧何，虽无汗马之劳，却有谋划之功，所以功得第一。叔父诚然是我最亲近的人，但我不能以私心滥赏。”

贞观三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总领百司；杜如晦任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掌朝政。房玄龄善于谋划，明达政事；杜如晦机智深算，处事果断。当时，天下大事及典章制度，都由二人定夺。两人相互辅助，同心协力，成为有名的贤相，后世传为佳话，被誉为“房谋杜断”。在房玄龄、杜如晦成为宰相的同时，秦王府其他僚属如尉迟敬德、侯君集、高士廉、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张公瑾等也都各居要职，初步形成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决策机构。对于东宫及齐王府属官，李世民也酌情加以任用。贞观三年，他将原东宫旧属王珪提拔为宰相。

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召拜王珪为谏议大夫。贞观元年，唐太宗对大臣讲了他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他说：“正直的君主，任用邪恶的大臣，不能成就大事业；正直的大臣佐助邪恶的君主，也不能成就大事业。君臣相遇，就像鱼和水，相互依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前，汉高祖刘邦不过是一介农夫，手拿三尺长剑而定天下，主要是有贤臣的佐助。朕虽不明，却有幸得到诸位的佐助匡扶，所以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天下太平。”

闻听此言，王珪接着说：“我听说弯曲的树木，用墨绳可以修正成材。君主只要听从臣下的意见，就能成为圣明的人。所以，古代的圣贤君主，拥有众多的敢于直言的诤臣。陛下聪慧，却仍能虚心纳谏，这是国家的福气。臣等处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还有什么理由不坦率陈述自己的意见呢？”

唐太宗对王珪的话十分赞同，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凡是三品以上大臣朝会，一定要派遣谏官，以纠正得失。”

为广泛网罗人才，李世民还打破士族门第观念，破格提拔山东士人。开始，唐太宗对山东人有些偏见。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对李世民说：“臣听说天子以天下为家，不应当以东西为限。否则，就是向人显露他的狭隘。”这话对李世民来说，真是振聋发聩，使他慢慢改变了对山东人的看法，开始重用出身低微的山东寒士，如马周、张亮、戴胄等人。

通过一系列的人事调整，李世民分化争取了敌对势力，择优录用山东士人，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重要部门，牢牢掌握着军政大权，基本形成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由多个阶层参与的决策集团，为其后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