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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第1页）

第十五章：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一、王安石的核心改革观

传统文人士大夫不谈钱。

作为政治家和变法主持人的老王是另一副样子，老王非常注重物质、极其重视钱。熙宁变法的核心也就是理财，这也是他得到神宗这个年轻皇帝信任的主要原因。

在理财问题上，老王与司马光曾发生一场争论。

熙宁元年（1068）宰相曾公亮鉴于河北大灾，要求取消郊祀之后对大臣的赏赐，这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在新皇帝（神宗）面前争辩起来。司马光赞成，他认为国库日益空虚，国用不足，上下都应该节俭，取消很好。老王反对，认为这没有几个钱，斤斤计较，有失大体。

老王、司马光二人进一步申说自己的观点。前文已述，老王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好的理财之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所谓“理财”不过是能够巧立名目、从人民身上尽情搜刮，最后使百姓困穷已极，流为寇盗。老王又说“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从当今经济理论看，老王当然是正确的。

新法的确贯彻老王的“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方针。其中绝大部分条款是与理财密切相关的，如“方田均税”、“青苗”、“免役”、“市易”、“免行”、“均输”等都是着眼于“钱”的。

前三条是针对农民，其中免役也包括一些坊郭户；后三条主要是针对商人、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的。

例如免役法，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看确是好事，这条法律把“差役”改为“雇役”。前者是人民按户等轮流向国家服役；后者则是由政府出钱募人雇役。人们按照产业的多少和户的等级出钱代役，这钱就叫免役钱。这种改变应该说是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出在，原来户等低的穷人，也就是在实行差役法时不充役的，如客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女户、坊郭户以及享有特权的官户、寺院户等，在实行免役法后也要按同等人户的免役钱之半交纳助役钱。另外，在免役钱之外，政府又增加一个新的名目叫做“免役宽剩钱”。也就是说在免役钱上要打出一些富余来，以备天灾人祸，这个“富余”规定为20%，年年征收，与免役钱没有什么区别。免役钱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说法用之“雇役”了，地方政府的开支多仰赖这笔钱。

“市易”、“免行”、“均输”都是管控商人的。

商人是四民之一，在皇权社会中也属合法的存在，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只要国家、政府发生经济或财政的困难，他们第一思路就是从商人那里弄钱，老王的理财也不例外。市易法是建立“市易司”（首都）“市易务”（边境和其他城市）市场管理机构，表面上说是通过国家干预，防止大商人囤积居奇，垄断价格，起到“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后来这些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垄断货源、定价权，从商品的批发到零售都被政府官员操纵。市易司等变成对商人横加索取的赚钱机构。宋代本来属于官营的商品门类就很多（如盐、茶、酒、铁等），市易法等于官营市场的一次大膨胀。

免行钱也是针对商人的。市场上商人除了交税外，还有一种额外的摊派，包括物品和人工。你要想免除这种摊派，可以交钱替代。后来免行钱演变成入“行”钱，就是说你想从事任何商业或服务业活动都要交钱来买准入证。《宋史·郑侠传》中说连挑水、卖粥、卖茶这些小商小贩，不交足了免行钱就不能开业。

上面对新法的主要条款作了简单的分析，可见其精神实质就是为朝廷弄钱，钱也的确弄到了。从这个角度说，老王变法是成功的。

元丰年间，宋神宗看着国库日益充盈，特别高兴，不仅多盖“御前封桩库”以储存财货，而且赋诗庆祝，并用诗句每字命名储物库。

二、变法不简单，执行更重要

俗人评说老王，大概把他当做会聚敛的大臣一样看待，这就大错了。

老王的事业，确实一大半在理财，而他理财的目的并不只是在增加国库每年的收入，实际是要解除国民的困苦而使他们富有，再从他们富有当中取得一些盈余，作为国家的行政费用。因此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他的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是他的第二目的。而他所设立的诸多法令，和这两者都有关系，因此不把它叫做“财政”，而叫做“民政和财政”。

三司条例司，这是老王所设立的财政机关。

周朝时设立有泉府这一官职，以制兼并，救济穷人，变通天下的财物，可是后人领会的太少，只有桑弘羊、刘晏这俩哥们儿会意了，再往后那就属老王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设立该司，诏书上说：

“朕以为欲致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后可为也。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弊。夫事颛于所习，则能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于有司，有司能习知其事，则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术也。若夫苛刻之论，剥削其下而敛怨于上者，朕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之利害以闻”。

三司条例司成立后，老王和陈升之主持。这时陈升之为宰相，老王是参知政事。当今的各个立宪国，往往以总理大臣兼财政大臣，大概财务是各种政务的根本，老王也深知这个道理。老王此举目的在于制止兼并，救济百姓的贫困，变动天下的财富，使百姓富足，使天下大治。大至国家，小至一个公司，财务控制为根本。而后老王所立之法，均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在老王与司马光的一场辩论中，经常能看得到。

司马光说：“善于理财不过是按人头征收苛刻的赋税罢了，有什么了不起。”

老王说：“善于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产的财物，不在民手中就在官手中，如果设法从百姓那里夺来，这害处比增加赋税还严重。”

二人争论不休，仔细分析起来，我们应该能知道那些财物，果真是天地所生产而终始不变吗？还是人生产得法就可以增值？答案当然是后者。

老王的意思很简单，他认为国民经济之所以一天天下滑，是因为国民不能发挥积极性去从事生产。国民不尽力从事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富豪的兼并。国家的富豪少而贫民多，而富豪们都习惯了奢侈浪费，不把他们的收入用来投资，而贫民一点点的小本钱，又被人兼并一天天没有了，使国家生产的投资匮乏，使百姓的生计无以为靠，于是要殚精竭虑寻求拯救的办法，最急迫的是消除和抑制兼并。

谁能抑制兼并呢？

只有国家。

老王想把所有的财权都收归国家，然后由国家根据情况调度，使全国的百姓受益均衡，使他们都有从事生产的凭借。王安石在《兼并》一诗中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诸如青苗、均输、市易等诸多法令，都是根据这个主张提出的，旨在摧抑兼并。

熙宁变法主要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