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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庆历新政儒学复兴的第一次（第2页）

王安石恍然大悟，甚为叹服老张的见解。有人把他们的对话告诉了后来徽宗朝宰相的张商英，张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⑥！”

这就是当时的士风与儒家的地位。只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向上的思想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才能拯救大宋帝国。范仲淹带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去复兴儒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⑦。”

高平学派在范仲淹的倡议下，北宋儒学成复兴之势。

此外，还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宋初儒学复兴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

三人儒学复兴之路与范仲淹大同小异，如胡瑗、孙复曾在泰山一道院中读书，同样非常刻苦。每次家里给来信，胡瑗只要看到信中有“平安”二字，不再看了，直接扔山涧里，继续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就这么有个性。其后，三人与范仲淹多有交集。

每一学派发展皆蔚然壮观，是为两宋的主要政治力量。

高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戚同文、许骧、陈象舆、范仲淹、韩琦、富弼、张方平、张载（理学“关学”创始人）、范纯佑、范纯仁、李觏、欧阳修、曾巩、周敦颐（理学派开山鼻祖、濂溪学派创始人）等。

安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胡瑗、程颐、刘彝、陈舜俞、周颖、钱公辅、杨适等。

泰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孙复、石介、文彦博、姜潜、梁焘、晁说之、祖无择等。

范仲淹的伟大之处即是：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⑧。

范仲淹不是因为《岳阳楼记》中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伟大，是因为他这种时代精神呼唤而出，才成就不朽之名。之后北宋理学极为灿烂，仁宗嘉祐年间、英宗治平年间、神宗熙宁年间，先后出现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二程洛学（含张载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此是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时代框架下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黄金阶段。

他们在思想相互交流，确立“明体达用之学”，形成了北宋时期的新儒学，后世称之为理学，他们成了理学上的先驱者。他们重新举起儒家“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号，排斥佛老，抬出孔子来矫正现实，试图改变社会现状，涤**士风，恢复儒家思想理想中的道德社会。学术上的“尊王”与“明道”成为他们的骨干精神，所以后世又把理学叫道学，即是源于此。

宋初立国确定优待文人，高薪养士好几十年如一日，终于有了成果，在帝国积弊已深的时候挺身而出。有了这么一波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朝廷当然愿意与他们合作，于是有了庆历新政。

四、宋仁宗的愤怒与尝试

宋夏第三次大规模战争战败后，宋帝国建国八十余年各种弊端充分暴露而出。

官吏组织庞大不作为、机构臃肿重叠严重、财政管理混乱、士兵战斗力低下等等“三冗三费”问题。宋仁宗焦头烂额，象征性处理了下定川寨战败的责任人，没过多久，调回朝廷，中央政局发生了变化。

庆历三年，宰相吕夷简（太宗朝名相吕蒙正之侄）致仕，范仲淹、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骨干确立，另欧阳修、王素、余靖、石介、蔡襄等跟着跑龙套，组成了仁宗朝改革领导班子。然而关键时刻，主要骨干成员撂挑子，范仲淹、富弼辞职不干了。

前面把范仲淹拔高到一定精神境界，这时候也太掉链子了，事实如此。范仲淹宁愿在前线驻守，继续跟士兵打成一片，也不愿回中央搞什么改革。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共同点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不同点是范仲淹停留在口头上，不像王安石一直在地方考察，铁了心要改革。用范仲淹自己的话说，即“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⑨。”意思说，士人贪图安逸，国家积弊已久，政治改革这事儿不好整！

不好整也得整！

宋仁宗要勇敢地尝试，国家不改不行，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西夏是消停了，辽国挑衅也结束，但付出了朝廷大量的财帛，谁敢保证过几年后他们不再来寻衅闹事？改革之心盖由宋仁宗发起，而且很迫切。新领导班子组成后，宋仁宗向大臣们询问政策，可大臣们的表现让他很失望。他们态度明确，或者回避或者默然，没有人主动献策。

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宋仁宗召辅臣来到天章阁，属于皇家博物馆馆。典藏图书、符瑞、宝玩之物及宗室名籍等，绝对一庄严神圣的地方。宋仁宗与大臣们虔诚地朝拜太祖、太宗遗像及参观生活用品，旨在告诉群臣改革是严肃而认真的，没跟你们闹着玩儿。仪式结束后，宋仁宗嘴皮都快磨出茧子，问题只有一个，可有改革良策乎？

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吱声。范仲淹、富弼、韩琦持笏低头，假装没听见。

宋仁宗等了很久，大臣们连屁也不放一个，最后极其失望地摆摆手，散了吧！宋仁宗表示无语，口号喊得山响，关键时刻打蔫。他不禁要向大臣们发问：你们除了喝酒戴花之外，能不能干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事？

终于，宋仁宗怒了，灵光一现，想出了反制绝招。

还是在天章阁，范仲淹等人都快吐了，又是改革的事儿。

宋仁宗一言不发接受大臣们的朝拜，面无表情地说：“赐坐！”

小黄门给诸位官老爷摆好椅子，大臣们有点儿纳闷，今天官家唱的这是哪一出？

第一波小黄门摆好桌椅，第二波小黄门拿着笔墨纸砚摆在桌子上。

宋仁宗淡淡地说：“关于改革的意见，现在就写……”

大臣们再也坐不住了，惊慌避席，大家纷纷表示已经私下已经商议过，容臣等退而列奏。中！给你们时间。没过多久，以范仲淹、富弼为代表的群臣，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了十条改革意见。紧随其后，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力陈时弊，表示支持改革。

《十事疏》内容：“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十件政策，两大方向，即精简机构（1-5）、富国强兵（6-8），最后两条是如何把前面的工作落到实处。

精简机构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

北宋因接了五代藩镇的烂摊子，确立的政治制度导致了机构重叠严重。譬如知制诰、翰林学士都有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内容，区别只是办公地点不同，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寝室。再如司法系统，宋代地方州县的刑事案件要汇总到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进行案件的判决。然后由刑部进行复核案件，没有异议之后再执行。皇帝觉得这两个司法部门不靠谱，为加强司法控制又增置了审刑院，复核大理寺的案件，造成了与刑部的工作重叠。

机构重叠必然导致官员增多。

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年），官员总数为9758位，而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内外官员已达17300多位，还不包括尚待委派差遣职事的后补官员在内。四十年间，宋朝的官员增加了一倍以上。机构臃肿，官员膨胀，则必然导致以下弊端：一是一官三人共之，官员太多无法安置；二是养了一大批占据官职不干实事，终日享乐闲居的庸才；三是为谋取显赫职位，不少官员不择手段，弄虚作假⑩。

五、范仲淹被逼无奈的《十事疏》

范仲淹被逼无奈弄出的《十事疏》，实际上他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改的，具体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