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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页）

第十章

轰动全省的大出殡

在宜宾警方、泸州警方和成都警方夜以继日地围绕着“3。19”、“3。25”、“3。27”案件展开侦察工作的同时，“宜宾大哥”隋文昌的丧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3月25日夜，隋文昌的尸体火化后，骨灰一直控制在宜宾警方手中。陈国富副局长下了命令，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把骨灰交给隋文昌的亲属。

隋文昌被杀案件，以及与此案相关的一系列案件，已引起宜宾局党委乃至宜宾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高万权、市长李敦伯多次听取侦察工作进展情况的工作汇报，他们从宜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了“打黑除恶，维护稳定”的重要指示，对市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坚决的支持。

陈国富的脑子里清晰地形成了两条工作路线，一条是案子。抓住出租车——何琦被杀的重大线索，攻克汤泉，解开隋文昌被杀之谜，进而突破全案，借此东风，完成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黑除恶的战略任务。另一条是全力以赴控制住宜宾的治安形势，稳住阵脚，剪除黑道团伙再生事端的口实。为确保这一点，必须低调处理隋文昌死亡事件，尽量减少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维护宜宾良好的社会环境。

隋文昌的亲属，多次找到市局、分局，提出领回隋文昌骨灰，进行安葬的要求。隋文昌手下的小弟也多次为“大哥”的惨死鸣冤叫屈。他们推举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中间人物张镇江为代表，找到市局、分局领导，就骨灰事宜进行交涉。

陈国富委托有关部门耐心做正面工作，强调隋文昌属非正常死亡，涉及的是刑事案件，而且是牵涉有组织犯罪的非一般性刑事案件。为确保宜宾社会的安定，也为了隋文昌亲友的人身安全，在案件没有破获之前，隋文昌的骨灰必须由警方管理，不得由亲属取回。

分局领导，也持同样态度。几经交往，分局提出几点要求：一、骨灰的安葬，必须依照警方的要求进行；二、不准设置灵堂；三、不准搞治丧活动，骨灰必须直接下葬。

这本来是警方强调的一个原则性要求。然而，此口一开，隋文昌的亲属立即于3月29日向翠屏分局提交了保证书，保证在隋文昌骨灰取出后，不设置灵堂，不公开搞治丧活动，仅在亲属等小范围内吊唁后，立即下葬。

骨灰问题已拖得较久，何况家属又写来了保证书。在这种情况下，分局同意了隋文昌家属把骨灰领回的请求。

陈国富当时正在外地开会，获得这个消息，他马上意识到可能要出问题，但现在追回骨灰已经不可能了——他打电话给程忠实副局长，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对方保证不设灵堂，是否可靠？第二，如果死者家属一定要设灵堂——这并不违法，我们警方不好干预，但一定要从治安角度上，严密控制住局势，避免发生意外。第三，既然骨灰已被取走，一定要委派专人负责，敦促隋文昌家属按照保证书的承诺，将其直接下葬。

然而，这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魔鬼装在瓶子里时它是一副样子，打开瓶盖之后，它立刻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下午四点三十分，隋文昌骨灰被家属取回。

下午五点三十分，隋文昌家属已经设立了灵堂。

到晚上七点，灵堂前已聚集起数十人之多。

翠屏分局刑警大队袁宝昆带领侦察员与张镇江及隋文昌家属交涉，提出要求，加强控制。

晚上八点，袁宝昆打电话向中心组报告，灵堂已聚拢了一百余人。

九点之后，袁宝昆再打电话，隋文昌灵堂聚集到数百人，局面已无法控制了。

陈国富副局长已赶回宜宾，他指示，要增派警力，严密监视治丧活动。市局郑易支队长、方伯伦副支队长，分局于秀局长，程忠实副局长，杨光大队长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市局刑警支队、分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身着便装，分布在治丧现场及周围地区，以防止突变事件的发生。治丧现场气氛紧张，景观独特，一面是黑道人物云集，一面到处是便衣警察。不少人彼此认识，是多年的对手，平时见面很难，此刻都遇到了。

隋文昌的丧事做得十分气派。

灵堂内高悬隋文昌的大幅遗像，两边垂落着黑纱幕帐。灵堂前，隋文昌的数十名小弟，一律身穿黑色高档西服，内着白衬衣，打着黑领带，胸前佩带小白花，左右分成两排，站立在遗像两旁。宜宾的黑道人物、隋文昌的生前友好一批批地走进灵堂，向隋文昌的骨灰和遗像鞠躬告别。

不仅宜宾社会的各派人物聚齐，内江、成都、重庆等地的黑道老大也出现在隋文昌的灵堂中。

治丧活动由宜宾社会上威信较高的“老社会”张镇江、宋某某主持。

黄毛毛露面了，他在手下众小弟的陪同下，走入灵堂，带领众小弟站在灵堂中央，向隋文昌的遗像三鞠躬。

然后黄毛毛走到隋文昌的亲属面前，拿出五万元，交给隋文昌父母，以表示他的哀悼之情。

黄毛毛还是那样性格，场合上不多讲话，也不喜欢显露山水。此后他就坐到一角，独自抽烟，并不和其他人打招呼，静静地观看吊唁场面。

袁宝昆发现了黄毛毛，他走过去，他们间是无须什么开场白的。

袁宝昆问：“你过来了？”

黄毛毛说：“文昌走了，我当然要过来，送送他。”

袁宝昆说：“文昌死得挺惨，是吧？”

黄毛毛说：“想不到，文昌会是这样的下场。”

袁宝昆哼一声说：“那条路，谁也走不通。”

黄毛毛说：“各人的走法不一样，文昌不能说把路走错了，可他应该承认，他的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