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活学论语中的敢为担当之责（第3页）

宋世景任荥阳太守时，当地豪门郑氏依仗权势，纵横乡里，人们都很惧怕。世景下车伊始，就抑压豪强，赶跑了郑家一位贪赃枉法的县令。于是，僚属们都害怕他的威严，没有不改过自谨的。为了治理好荥阳，宋世景废寝忘食，僚属和百姓，随到随见，没有早晚时节的分别。来者没有一个不能和盘托出他的隐情和心事的，因为太守总是平易近人，屏人密语。这样，宋世景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不论大小，都能知道；揭发奸人、揪出隐情，像神明一样。曾经有一个官吏，休完假还郡，路上吃了人家的鸡；又有一个听差，私下里接受了别人一顶帽子，又吃了两只鸡。世景喝斥他们说：“你们怎么敢吃了某某的鸡，拿了某某的帽子呢!”二人听了，大惊失色，急忙叩头伏罪。于是，上上下下都震惊恐惧，没有敢触犯禁令的。

古人说，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居之无倦、勤于政事是为政者的基本品格与原则。一个人不论才能大小和职位高低，只要在其位，就应该敬其事，出其力，勤于行，尽其职。

为政不要以私害公

【原文】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解析】孔子说：“一个人能够生存在世界上是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有时也能够生存在世界上，那是由于他侥幸地避免于祸害。”

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生存在世界上是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有时也能够生存在世界上，那是由于他侥幸地避免于祸害。在政治上，不以私害公是正直的一种很重要的表现形式。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能不念旧怨，不计私情，以国是为重，而不以私害公。他们的行为至今受到人们的称赞。

西汉萧何与曹参都堪称不以私害公的杰出人物。

萧何与曹参都曾是沛县小吏，萧何是主吏椽，曹参是狱椽，两人同时参加了刘邦起兵。后来，一个运筹帷幄，支撑全局；一个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又同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

刘邦统一后，大行封拜，先树萧何为酂侯，食邑最多，这时，包括曹参在内的战将功臣们愤愤不平，都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借狩猎讲明了萧何在建汉中的作用，他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既然说到这一步，战将们便不好再说什么。

受封完毕，排定位次时，战将们推出了他们的代表曹参，纷纷陈辞道：“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分封之时，刘邦已拂逆功臣，首封萧何，这时，虽然仍想将其列为第一，但一时找不出新的理由，关内侯鄂君很了解刘邦的心思，遂上言论萧何与曹参之功劳，他说：“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刘邦当然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虽然两次事件都是刘邦定夺，但曹参、萧何之间却产生了较深的隔阂。史称：“（萧）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又称：“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但两人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宰相气度，都做到了不以私害公。萧何病重之时，惠帝前往探视，问道：“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答道：“知臣莫如主。”惠帝问：“曹参何如?”萧何马上顿首道：“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完全抛弃个人恩怨，举荐曹参。而曹参为相后，也是不计个人恩怨，一仍萧何成法，史称：“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唐中朝的名相李泌与名相兼名将郭子仪也都是不计私情以大局为重的代表。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随肃宗至彭原（今甘肃镇原东），规划反叛大计。肃宗与李泌谈及李林甫，想命令诸将，克长安后，掘其冢墓，焚骨扬灰。李林甫是唐玄宗后期宠信的奸相，口蜜腹剑，害人无数。他曾谗害李泌，几致死地，按照常理，对肃宗这一想法，他自然会十分赞同。但李泌考虑的却不是个人私愤，他认为若是肃宗为首的新朝廷这样对待以往的怨仇，恐怕会波及安史叛军中的新仇人，使他们断了改过自新、归附朝廷的念头。因此，他提出：“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雠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雠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肃宗听后，十分不悦，反问道：“此贼昔日百万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后在李泌的反复劝导下，肃宗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说：“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对昔日仇雠如此，对昔日有恩于他的人，李泌也同样不徇私情，以大局为重。肃宗与李泌少相友善，一直尊称“先生”，其爱妃张良娣非常关照李泌，并曾为其解脱险境，安史之乱爆发后，两人又都十分倚信李泌。但在关于张良娣的问题上，李泌一直恪守大局，不肯迁就，肃宗抵彭原不久，玄宗曾派人送给张良娣一副七宝鞍，李泌认为应交付国库，他说：“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俟有战功者赏之。”听到这话，张良娣不太高兴，道：“乡里之旧，何至于是!”良娣与李泌又是同乡，故云。肃宗道：“先生为社稷计也。”马上命人撤下七宝鞍。过了不久，肃宗又对李泌道：“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以慰上皇心，何如?”也就是要封良娣祖母为太后。李泌则认为：“陛下在灵武（今宁夏永宁西南），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肃宗又接受了这一建议。不过，李泌也由此得罪了张良娣，以后，连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使他一度归隐山林。

与李泌相似，当时的另一位名相兼名将郭子仪也是不计旧嫌，不念私恩，完全以国是为重。安史之乱爆发前，郭子仪与李光弼同为朔方节度使的牙门都将，两人积怨甚深，不交一言。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因是安禄山从弟被赐死，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准备分兵东进，抗击安史乱军。这时，李光弼内心十分不安，担心郭子仪乘机加害，遂人府门向郭子仪请罪道：“一死固甘，乞免妻子。”郭子仪急忙下堂，扶光弼上堂对坐，推心置腹地说：“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愤时邪?”他又上书唐廷，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将朔方兵万余人分给光弼统领。史称两人分别时，“执手涕泣，相勉以忠义”。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两人都建立殊勋，彪炳史册。

此事过后10余年，郭子仪在邠宁节度使任上时，曾上奏唐廷，请任命某人为州县官，但未能获准。在唐后期，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当时的节度使们握有一方重兵，对他们奏请除授的官员，唐廷一般是照例恩准，稍不如意，这些重臣便可能举兵而起，兴师问罪。因此，得知郭子仪奏请的任命未能获准，僚佐们便纷纷议论道：“以令公勋德，奏一屑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但郭子仪对此毫不介意，反倒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信任，他对僚佐们说：“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从这番表述，我们又可以看到郭子仪顾全大局、不计私憾的政治气度。

凡事有大小轻重之分。政治乃天下之公器，是为众人谋利益的事情，而个人恩怨属于个人之私务，切不可以私乱公，以小乱大!

见义不为是胆小鬼

【原文】见义不为，无勇也。

【解析】这句话表达了“义”与“勇”的关系。其实，见义不为不仅是怯懦的表现，而且是十分可耻的事情；相反，见义勇为则是十分光荣的事情。为了使社会风气变得更好，应该提倡见义勇为的精神。

“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是说君子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则无君子之勇（但是也可能有小人之勇）。“子谓子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这里的恭敬惠义，其实也都是义，义者，宜也。此即君子之行、君子之勇。

然而有一次，“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裁）！’”朱注：“夫子善其勇，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同前）所以，孔子常常挫其锐气。“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这里，从“君子义以为上”中，有一句浅台词呼之欲出：小人利以为上。此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勇尚义，小人之勇尚利。

应该见义勇为的事你不去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你是“当做不做，豆腐放醋。”用四川的方言来说，你是个“二百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到车匪路霸应挺身而出；见到女青年落水应义无反顾，不待脱衣就跳下水去，救命要紧。否则，你就是胆小鬼一个。

怎样勇于行？这是关于勇的度量问题。前面说过，勇于行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孔子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从而要求“讷于言，敏于行”：“君子能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这是因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所以，君子慎于言，勇于行。反之，“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

不仅如此，孔子甚至认为，君子不仅要慎言，而且要慎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慎言慎行是君子之勇，妄言妄行是小人之勇。后来苏东坡认为大勇、小勇之别，在于一个“忍”字，“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留侯论》）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在度量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勇敢是人类最美好的品德之一。但“勇”不是一味地轻生好斗，而是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孔子承认他的学生子路比自己勇敢，但也教导他有勇更要有义。孔子认为，没有是非观念的“勇”是不足取的，见利忘义，或“见义不为”，都谈不上真正的“勇”。荀子将“勇”分为上、中、下三种境界，怀仁爱之心，忧国忧民，无私无畏，是“大勇”；好礼而轻财，亲贤者远小人，是“中勇”；不顾是非，贪财斗狠，是“小勇”。综观古今，凡是为国家、民族利益，为正义事业，敢于奋斗，勇于牺牲者，都是值得崇敬的勇者。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诗经·大雅》。大意是柔软的东西不轻易去吃，坚硬的东西也不轻易吐出来；不欺侮弱小的人，也不惧怕强权的威胁。这首诗是歌颂西周名将仲山甫，为送他出征而作。意思是说他一定会不负王命，平定诸侯，安抚百姓。表达了对品德高尚、勇猛英武、不欺软怕硬、不凌弱惧强的品格的赞誉。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仁德的人一定会很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这句话表达了“仁”与“勇”的关系。有仁爱之心的人一定会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某些看起来勇敢的人，却不一定都是为“义”而勇，也许只是意气之勇，在他们的心中未必有仁爱之情。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则是说有德行的人不会忧虑，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勇气的人不会畏惧。这是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的三种品质，也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有仁德的人，能够宽厚爱人，所以无所忧虑；有智慧的人，能够辨明是非，所以不会迷惑；有勇气的人，能够临难不惊，所以无所畏惧。一个人具有这三者中的一种品质已属难得，三者兼备，更是不易。孔子坦言自己也没能做到，不过他的学生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意思是说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在孔子学生的心目中，孔子就是仁、智、勇的化身，如果连他都不具备这三种品质，那谁还能做得到呢？

荀子也讲“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道义所在，不会倾倒于权势，也不会只顾私利。荀子这句话是在谈论一个人的“大勇”时说的。荀子指出，只为争饮食而斗是无廉耻的猪狗之勇，为争货财而斗是惟利是图的贾盗之勇，无谓地械斗是小人之勇。君子之勇是为道义而斗争。他们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不畏权势，不为一己私利，所以会得到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