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五水浒传是一部好的反面教材（第3页）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同北京大学教师芦荻的谈话。

【鉴赏】

毛泽东一生爱读《水浒传》，直到逝世前夕。他甚至认为谁不看完《水浒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毛泽东喜欢读《水浒传》，恐怕主要还是其思想方面的原因。

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水浒传》中的英雄，都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他们并不是靠合法的斗争，而是靠勇力，聚众山林来和统治者针锋相对。这种“斗争方式”，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同学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同学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毛泽东摇头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爽口回答道：“学梁山泊好汉。”后来他上井冈山，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证明他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水浒传》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是它描绘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非常看重小说的这一个方面。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编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这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中，毛泽东说农民们“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毛泽东说：“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神、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新中国建立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1964年1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笔者按）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毛泽东这段话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是一个“逼”字。他又说到：“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传》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一般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无例外地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兵，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掠地，占据州府。可以说，这是传统农民造反的一个普遍规律。《水浒传》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支起义队伍如何由零星的个人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这一规律。毛泽东总是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梁山泊推行的政策，以启迪人们。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展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就是他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这是他对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例如，在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

这个时候，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势力”，才有办法对付事变，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他在详细分析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毛泽东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显然，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深刻了解。

后来，他还专门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段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非常善于描写战事，铺写斗争场面，常常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给人以真切、实在的感受。《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堪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型事例。毛泽东很欣赏作者对这一故事的描写，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人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这说明，调查研究在解决现实矛盾问题时是多么的重要，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非常珍惜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在对某一问题的判断、决策之前，首先要进行调查，但是，如果这种调查不能获得正确的材料或者得到的情况不真实，他同样没有获得对这一问题的发言权。这样，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就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错误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这个著名故事的评价、引伸是多方面的。1942年10月，延安平剧团成立不久，毛泽东指示，让该院根据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了齐燕铭同志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写信给以热情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显而易见，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解决同一矛盾中各种力量的相互配合。正如编导之一的李伦所说，他们是经过多次的座谈和讨论，才确定了该剧的创作指导思想：“三打祝家庄”是以农民战争的史实来表现一个运用政策的范例，在该剧里应该写出一些可做范例的地方供人思考。事实证明，该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此，时任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彭真同志谈的观后感是很有代表性的：“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战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对《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这种引伸，显然与当时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有相当的关联。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7条主要谈革命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时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毛泽东还作一些发挥，显然是让同志们注意斗争的策略问题。

1954年毛泽东在顺义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记忆犹新，随着形势的转变对其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59年2月，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说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们以新的历史启示。他说：问题即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毛泽东一再地提起“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用意是提醒全党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水浒传》的积极思想还在于，它描写了梁山义军的“革命”理想和行为准则。“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异姓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等，这实质是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均贫富，等贵贱”的社会理想，要求在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欺硬扶弱”，以“义”战胜“不义”。这类描写贯穿《水浒传》的始终。“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最为典型。作者认为，“生辰纲”是梁中书搜刮的民财，是不义之财，劫取它是济贫的行为。

轰轰烈烈的梁山泊事业最终以全体受招安而归于彻底失败，它的胜利是短暂的。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他们不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向统治者投降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节节胜利时主动接受招安的。一方面，这与作者的主观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宋江形象的复杂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1952年到1960年，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人发表文章，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而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宋江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但到1964年以后，对宋江形像的认识，大多又持否定的态度，视其为阶级异已分子，在评论中特别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学术界的研究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像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这份综述材料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相当重视，也表明他晚年的评论与学术界的讨论有一定的联系。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他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5年8月14日发表了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其实质性内涵，可以看作他一贯的历史观为适应其新的历史追求的体现。

毛泽东的评价，并非即兴之论，确是有感有思而发，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60年代以后，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于：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革命了几十年，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意识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鉴于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他提醒人们特别应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分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施耐庵及其鸿篇巨制《水浒传》，笔者在此申述三点：

第一，施耐庵是旷世奇才。水浒一百单八将，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百单八将，是力与美的像征，其英雄气概，浪漫情怀，盖世武功，悲怆雄奇，令人景仰不已。血与酒的激**，正义与邪恶的厮杀，情与仇的纠结，泪与笑的交织，枷锁与自由的碰撞，都被施耐庵的如椽大笔写得惊心动魄，令读者如痴如醉。依此看，施耐庵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大师。

第二，师徒如父子，严师出高徒。这两句话道出了学问之道。明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明人王析在《稗史汇篇》中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由此可见，罗贯中是一位雄心勃发、孤傲矜持、才华横溢之人。志同道合者方能为师徒，由此亦可窥见施耐庵其人其情。受业于老师，罗贯中获益匪浅，撰有长篇演义小说多种，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以及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在学生的协助下，施耐庵得以完成《水浒传》，可谓高山流水，相得益彰，此生无憾矣。

第三，没有《水浒传》就没有古典名著《金瓶梅》。武松是施耐庵非常钟爱的一个英雄人物，着墨颇多，刻画得非常成功，成为中国妇孺皆知的文学形像。“武松杀嫂”是《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六回的故事，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后被一位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才子铺陈开去，衍化为一部深刻揭示明代社会经济变迁和市民阶级生活内幕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毛泽东1956年2月20日对万里等人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由此可见，施耐庵的文学史地位正在一个坐标上，横向是罗贯中，纵向是兰陵笑笑生、曹雪芹，堪称是一位转承启合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