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五新唐书比旧唐书内容充实（第2页）

青年将军王承元。

——毛泽东读《新唐书·王承元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新唐书·郁林王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人物，但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失误也时有批评。如对《新唐书·郁林王恪传》毛泽东就批注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李恪和李治都是李世民的儿子。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他的母亲又是隋炀帝的女儿。因而李恪在当时的朝野内外有着很高的声望。李治即唐高宗，其母为长孙皇后。李世民最初将李治立为太子，但后来见李治为人柔弱，缺少英气，便打算改立李恪为太子。在这个问题上，谁优谁劣，李世民是很清楚的。然而，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却凭借自己唐朝元勋的地位，坚决反对改立李恪为太子。李世民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听信了长孙无忌的话。结果，李治即位后，李恪遭到诛杀，四个儿子也都被流放。

而且，由于李治的软弱无能，最后还导致了武则天的专权，引起了唐代中期政局的动**。

徐有功（640-702年），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他的祖父徐文远系唐初的著名文士。武则天统治时期，徐有功历任蒲州司法参军、司刑丞、左肃政台待御史、少卿等职。

当时，武则天为镇压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势力，大肆任用狠毒的官吏，如周兴、米俊臣、丘神、王弘义等，运用严酷的刑法，陷害无辜，制造了许多的冤案。而徐有功却用法宽仁，而且敢于主持正义，不惜以死执法。他经常与武则天当面争辩有关案件的是非曲直，遭到武则天的厉声叱责，左右大臣都感到心惊胆颤，而徐有功却神色不变。前后因徐有功据理力争而被释放、减刑的有数十百人。徐有功曾因公正执法而三次遭到诬陷，险些被处死。但徐有功对此却矢志不渝，泰然处之。

毛泽东对《新唐书·徐有功传》读得很仔细，加了许多旁圈、三角、叉、套圈等标记，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封建时代的执法楷模是赞许的。但他对徐有功的一段言论也提出了批评。

据《新唐书·徐有功传》记载，当徐有功第一次遭到免官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左肃政台待御史时，他不愿接受这项任命，曾向武则天提交了一份辞呈，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但武则天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他最后也只好担任了这个官职。徐有功这段话的意思是：鹿虽然在山林间奔走，但到头来却仍免不了遭到宰杀，被厨子做成菜肴而摆上饭桌。陛下让臣下我担任法官，而臣下我只能是守正行法，因而到头来必定会因此而送命。这是徐有功的牢骚话。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加了一长段的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职，不亦传乎？”这不仅是对徐有功的委婉批评，也是毛泽东本人对“以身殉职”这一精神含义的理解和表白。

姚崇（650-721年），陕州硖石（旧治在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毛泽东对姚崇十分赞赏，因此在《新唐书·姚崇传》的天头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下了“姚崇”两字，并在这两字之前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唐睿宗时，姚崇见太平公主权势太盛，为了削弱其权力，曾奏请让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因而被贬职。唐玄宗即位之初，召见姚崇，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姚崇则针对武则天以来的政治弊端，向唐玄宗提出了10条意见。并说如果他这10条意见不能得到采纳，那他就不愿接受宰相的任命。当唐玄宗听了这10条意见后，便一口答应：“朕能行之。”后来，唐玄宗和姚崇就是以这10条纲领为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这段记述的天头上批注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对此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姚崇不信鬼神，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特大蝗灾，老百姓相信迷信，只是一味祭拜，看着蝗虫啃食庄稼而不敢捕杀。姚崇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督促百姓捕杀蝗虫。这时，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消除天灾应该用德。过去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国君刘聪要消灭蝗虫，可结果不但没有能消灭得了，蝗虫反而更加厉害了。”连唐玄宗对捕蝗一事也有很大的疑虑。但姚崇不为所动，说服了众人，鼓励大家积极灭蝗，最终战胜了这场特大蝗灾。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唐玄宗打算前往东都洛阳巡视，但这时太庙却忽然无缘无故地坍塌了。唐玄宗满腹狐疑，便就此向宰相征询意见。宋璟和苏认为这是天降灾异，告诫陛下不宜东行。陛下应该停止前往洛阳，修养道德，以接受上天的谴责。

但姚崇却不以为然，回答说：“臣下我听说隋朝修建太庙的木材是取自前秦苻坚时期的旧宫殿。大山有了松散的土壤还会发生山崩，更何况木头用久了它是会自然腐朽的。”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天降灾异”，因此劝说唐玄宗按期前往洛阳。唐玄宗听了姚崇的话，十分高兴，便依从姚崇的建议。

毛泽东读《新唐书》，对唐代的藩镇割据问题也很注意。

他在《新唐书·田弘正传》和《新唐书·王承元传》上所作的两条批注“田弘正，好将地”和“青年将军王承元”，即是专门针对藩镇割据问题而作出的评论。

所谓藩镇，就是当时由节度使统辖的地区。安史之乱结束后，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萎缩，藩镇势力恶性膨胀，从而导致了唐朝后期延续一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藩镇几十个。这些藩镇的力量悬殊较大。最小的藩镇只管辖两个州，兵力只有几千；而最大的藩镇却管辖十来个州，兵力达到十来万。不少大藩镇往往仗恃自己雄厚的兵力，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自己任命辖区内的文武官员，不向朝廷上缴赋税。许多节度使不仅利用屯田的方式把封建国家的土地控制在手，而且自己也大肆兼并土地。他们还竭力扩充军队，选练精兵。不少藩镇还豢养有自己的“牙兵”，这种“牙兵”就是节度使的亲兵，也是藩镇武装的核心。他们骁勇善战，待遇优厚，也极为骄横。不少节度使都是“牙兵”推选出来的。而且，即使是节度使，只要他违背了“牙兵”的利益，往往也会被“牙兵”杀死或推翻。例如，在唐朝后期的150年里“河朔三镇”的先后57任节度使，就有22人是被“牙兵”和部下杀死或赶走的。不少藩镇的节度使，有父死子继的，兄终弟继的，叔侄相承的，有“牙兵”和部下拥立的，朝廷只能承认，不能更改，否则他们便会用武力对抗朝廷。

田弘正（764—821年）字安道，平州卢龙（今河北卢龙）人，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侄。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委安（田承嗣之孙）死后，田弘正被众人拥立，继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服从中央的命令，先后帮助朝廷出兵讨伐发动叛乱的原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逼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归服了朝廷，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元和十年，他服从朝廷的调动，转任成德节度使。次年，成德军发生兵变，田弘正被原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害。

王承元（800—833年），祖上是契丹怒皆部人，系德节度使王武俊之孙。王武俊死后，王承元之父王士真、王承元之兄王承宗相继被部下拥立为成德节度使。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死后，众人又想推举年仅20岁的王承元接任成德节度使。

但王承元不愿继续对抗朝廷，便秘密向朝廷上表，愿意放弃成德节度使的职位，入朝供职。唐穆宗于是授予王承元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其后，历任鄜坊丹延节度使、风翔节度使、平卢淄青节度使等职。终年33岁。

毛泽东之所以赞誉田弘正为“好将军”，赞誉王承元为“青年将军”，是对他们反对割据、拥护朝廷行为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