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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两头均无意只有光武可以读（第1页）

三、东汉两头均无意，只有光武可以读

千百年来，“梁上君子”只是用作窃贼的代名词，而毛泽东在读《后汉书》时却能用辨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把它提高到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历史再一次证实了辨证观点的正确性。

【简介】

《后汉书》共120卷，其中本纪10卷和列传80卷，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志30卷则是由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撰写的。

范晔（398—446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浙川东）人。

范晔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祖父范宁曾任东晋的豫章太守，生父范泰因拥立宋武帝刘裕有功而官拜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范晔因过继给堂伯父范弘之，而袭封了范弘之武兴县五等侯爵位。

范晔是一个博学多识，很有才华的人。《宋书·范晔传》因而称赞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他早年投奔在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门下，担任过冠军参军、右军参军等职。其后又历任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九年（432年）冬，35岁的范晔因行为不检点而得罪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数年后，范晔被提升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他与谢综、孔熙先等人一道谋立刘义康为帝，因被人告发，于同年十二月（446年1月）被捕处死，年仅48岁。

范晔一生以文才自负，著述极多，但大都散佚了，只有《后汉书》得以完整保留，流传至今。

在范晔之前，记载东汉历史的著述已有10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汉的刘珍、李尤、伏天忌等人所撰写的《东观汉纪》，三国时期吴国的谢承所撰写的《后汉书》、西晋司马彪所撰写的《继汉书》、西晋的华峤所撰写的《后汉书》等。但范晔对这些史书都不满意，因此当他被贬为宣城太守时，由于政治上不得志，他便以《东观汉纪》为主要依据，并参考谢承《后汉书》等众家著述，斟酌取舍，删繁补缺，开始撰写《后汉书》。他原计划写本纪10卷、志10卷、列传80卷，合为100卷，并有序传。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他在被处以死刑之前，已经完成了纪传部分的写作，但10志却最终没能定稿。

《后汉书》记事起自东汉光武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记载了整个东汉一代共196年的历史。本纪10卷中有《帝纪》9卷、《皇后纪》1卷，在位短暂的小皇帝不便单独成卷，便附于其他皇帝之后，因而《帝纪》9卷共记载了东汉12位皇帝的事迹。由于《光武纪》和《皇后纪》都分为上下卷，所以《后汉书》的本纪实际上是12卷。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一样，列传部分没有单传、合传、类传。但范晔根据东汉的历史特点，又创设了歌颂敢于反抗封建统治权威、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人士的《党锢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记载宦官专权的《宦者列传》，记载文学家事迹的《文苑列传》，记载方士活动的《方术列传》，记载优秀妇女事迹的《列女列传》，记载孝子事迹的《孝子列传》等8个新的类传。在这些新创立的类传中，《党锢列传》和《列女列传》最能反映出范晔史学的卓见。如《党锢列传》用同情和颂扬的笔调，记载了党人名士坚贞不屈的行为和气节，富有正义感，生动而感人。《列女列传》则与后世的《烈女传》只讲封建的“节烈”完全不同，入传的妇女，如女史家班昭和女文学家蔡琰（蔡文姬），范晔所注重的主要还是她们的卓越才华。

范晔的文才和史学修养都比较高。他在撰写《后汉书》时，能够吸取司马迁和班固两家的长处，以简约的文辞来阐发精深的意旨，以严密的结构来记述一个时代。因此《后汉书》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是比较好的。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范晔对于自己所撰的《后汉书》是很自负的。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称“吾杂传、论，皆有深意精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这并非自我夸大之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誉说：

“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南宋文献学家陈振孙也赞誉说：“范氏删取《东观汉纪》以下诸家之书，以为一家之作。”因而，当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大家争相传诵，以致其他各家的后汉书竟逐渐被人们淡忘、被时代淘汰了。

由于范晔的《后汉书》存有无“志”的缺陷，因此到南朝萧梁时期，刘昭在为《后汉书》作注时，为完善其体例，便取用西晋司马彪《继汉书》中的八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后汉书》之缺。不过，司马彪的八志与班固的十志比较，尽管新增了记载官制的《百官志》和记载车马、冠服等制度的《舆眼志》，但却没有《沟洫志》、《食货志》、《刑法志》、《艺文志》，仍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到了唐代，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在刘昭注释的基础上，在张大安、刘讷言等人的帮助下，参照王规的《续后汉书》注、刘肪和吴均的《后汉书》注等各家之书，广征博引，重新为《后汉书》作了注释。后来通行的《后汉书》的注释，纪传部分就是李贤的注，而志的部分则是刘昭的注。

【毛泽东评点】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第21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陈寔（104—187年）字仲弓，东汉颖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人。陈寔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年轻时曾当过县吏，尽管地位卑微，但他却喜欢读书，能诵读各种儒家经典。县令邓劭很欣赏陈寔的才干，便让他进入太学读书。其后，历任颖川西门亭长、功曹、太丘县（旧治在今河南永城西北）县长等职。

陈寔为官公正廉洁，为人讲究道德。因而陈寔的官职尽管不高，但在当时的朝野却很有威望。民间出现纠纷，人们往往请陈寔判定是非曲直。经陈寔调解裁决后，当事人都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因此当时流传有这样的乡谣：“宁受到刑法处置，也不愿受到陈君（陈寔）指责。”太尉杨赐、司徒陈耽常感叹陈寔的地位与声望不符，对自己在陈寔之前担任了高官感到惭愧。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名士李膺，太学生郭泰等人因结党抨击宦官集团，被定为“诽讪朝廷”罪，以李膺为首的200多名“党人”遭到逮捕。史称“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陈寔也受到了牵连。许多“党人”为躲避灾祸而纷纷逃亡，可陈寔却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于是，他自己要求官府把自己逮捕下狱。党锢之祸结束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想授与陈寔高官。但陈是却不愿接受。陈寔逝世后，全国竞有3万多人为他送葬。

毛泽东很欣赏陈寔。1965年，他曾把《后汉书·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后汉书·陈寔传》中有一段记载：有一次，一个小偷潜人陈寔家，藏在房梁上，想等到夜深人静，陈寔家的人都睡熟后，行窃。陈寔发现小偷后，没有大喊捉贼，而是起床穿好衣服，把儿孙们叫醒，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成性，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大吃一惊，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谢罪。陈寔很和气地劝说他：“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让家人送给他两匹绢。此后，县中盗窃绝迹。后来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即出自于此。

毛泽东对此批注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充分肯定了陈寔对小偷偷窃行为的认识和分析，以及他对小偷的教育和鼓励。千百年来，“梁上君子”只是用作窃贼的名词，而毛泽东却能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把它提高到了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由此可见毛泽东读史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