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2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反映，是我们党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思想方法。联系到他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毛泽东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

司马迁一生坎坷。其父司马谈死后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四年后开始撰写《史记》。七年之后，正当司马迁潜心著作之际，即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战败而降，他为李陵辩解，得罪了汉武帝，被捕入狱，遭受腐刑。

司马迁遭遇这一奇耻大辱后，精神遭到极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以更大的毅力、勇气和斗志，继续写作他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公元前93年，司马迁53岁时，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终于完成。不久，这位饱受屈辱但仍不屈不挠的史学巨人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司马迁受辱后惨痛的心理历程在他给朋友的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中有所表露。信中说，他所以忍辱偷生，是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以前人身遭厄运但发愤著书的事例自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对司马迁这样一种为事业和理想与命运顽强拼搏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多次引用上述名言，教育全党同志要不怕困难，勇于在逆境中振作精神，奋发有为。1957年，吴冷西从新华社调《人民日报》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接着他又说：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吴冷西：《要有五不怕革命精神》）。毛泽东从屈原、司马迁的遭遇和作为引伸到对共产党员提出的“五不怕”，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继承。

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讲到“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很严格、准确”，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据历史学家分析，司马迁贯彻了“实录”原则。他不因秦始皇暴虐而否定其威振四海的帝业，不因陈涉起于陇亩而淡化其反秦的功勋，不因项羽失败而降低其曾号令天下的地位，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讳言其无赖本色，不因吕后以女主临朝而抹煞其显著政迹，不因“文景之治”而无视其内乱边患，不因汉武帝雄才大略而回避其贪功好事。对于权贵的狡诈逢迎，残忍贪婪，倾轧争斗，固然予以揭发，即使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掩饰其心胸狭窄，过于自负，甚至滥杀降卒的过失。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是对先秦史官直书传统的弘扬，充分显示了司马迁的高尚史德。

毛泽东在阅读《史记》时，还有两处具体的评点。

一处是在读《高祖本记》时毛泽东批注道：“项王非政治家。

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项王，即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即刘邦。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旧贵族残余的割据武装，伺机而起。楚旧将项梁、项羽拥立楚怀王之孙。刘邦起兵沛县，初依项梁，后与项羽领导的起义军，同为反秦主力。最后刘邦与自立西楚霸王的项羽又争斗四、五年，最终大败强敌项羽于垓下，项羽在乌江自杀身亡。

刘邦之所以取胜，一个是因为他能够得人心；一个是他知人善任，能博采众长，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项羽虽勇武但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良臣谋士弃之不用，最终导致失败。毛泽东恐怕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王不是政治家，而刘邦是政治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告诫各级干部要吸取项羽的教训，学习刘邦的“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

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

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联系实际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霸王别姬》这出戏，取材于项羽兵败垓下，夜起饮酒帐中，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有骏马名骓，有美人名虞。“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事见《史记·项羽本纪》）。毛泽东说：“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

肯定刘邦的“从谏如流”，善于听取意见；否定项羽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导致失败的可悲下场。这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给予今人的宝贵意见。

毛泽东在阅读《史记》时的另一处评点是在读《陈涉世家》时，毛泽东在旁边批注道：“一误二误。”

在一本清武英殿版的《史记》中，毛泽东对《陈涉世家》这篇传记，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做过不少标记，并写下批注。

毛泽东主要是从总结农民起义的失败教训这个角度来阅读这篇传记的。

《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还是雇农时，曾对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及至陈胜起义胜利立国称王后，那些旧伙伴来找他，陈胜未忘前言，接待旧相识，使之出入宫廷。这些人常常毫无顾忌地谈论陈胜当农民时的贫困往事，“或说陈王日：‘客愚无知，专妄言，转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书页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

“一误”。

传记又载：陈胜自立为王以后，任朱房、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这两个人大权在握后，胡作非为，对许多不顺从他们的将士随意治罪。陈胜对这类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酷吏，不仅不撤职查办，反而加官晋级。许多将士见此都不愿意追随陈胜了。司马迁痛惜地指出：“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又批注：“二误”。

这很少的几个字，内涵却相当丰富。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秦末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即陈胜犯了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和重用奸人、偏听偏信、脱离了患难与共的干部的错误。保持本色，不脱离本阶级的群众；任用贤能，打击邪恶，这两条来自2000年前农民起义的教训，牢牢地记在了毛泽东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