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第二篇 毛泽东评点各类史书 一二十四史没有说服力（第2页）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学习。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由于二十四史基本涵盖了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因而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价值非常重视，特别爱读二十四史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他多次教导别人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早年就曾阅读过二十四史中的部分篇章，1952年，为了能够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他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此，直到他逝世，毛泽东在24年间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的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作了大量的批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极其细致认真而且很有章法。

毛泽东非常赞赏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

因此，对二十四史的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对书中的错别字或卷数的统计错误也时有改正，还写有不少批注。为了便于查阅，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都标注了传主的名字以及阅读的时间、遍数。例如，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标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卷目提要外，还写下了自己对《辽史》卷数的考证：“《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志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

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再如，毛泽东在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有：“一九七五·八”，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时，距毛泽东逝世仅有一年。可见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仍在坚持阅读二十四史。不过，毛泽东怎么会在此时对《晋书》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至今仍是一个谜，令人费解。

由于二十四史是从西汉到清代的近两干年间陆续修成的，既有宫修，也有私撰，面且各史编修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史家素质都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各史的质量自然就显得参差不齐。

毛泽东的史学素养很高，因此他读二十四史，也喜欢从史学的角度对各史以及各家注释的价值进行分析和评判。例如，他认为：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更好一些。”对于各家注释，毛泽东则喜欢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以及为《后汉书》写按语的刘邠。毛泽东在1964年春所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历史观：“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著名帝王采取的是傲视的态度。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在其《沁园春·雪》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然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对中国古代的帝王也不全是否定，对他们的成功之处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例如，他就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耳”。

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往往便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对陈桥驿兵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读到《宋史·秦桧传》，毛泽东就能看出：“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1957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冒广生、冒舒湮父子时，曾接着冒广生谈到秦桧的话题，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征明有首词：‘笑区区一桧何所能，逢其欲！’大可一读。”

当然，历史事件是纷繁复杂的，要完全用某一种固定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历史问题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所作的诸多批注，往往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强调理论概括的前提下，既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也注重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敢于突破传统的偏见。例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卷98《马周传》卷末的“赞”中写道：

“（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乎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认为马周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的上奏，是继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于是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很善于联系实际。例如，据《南史·梁武帝纪》载：“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柘、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喧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所谓‘六贵’。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号为‘八要’，及舍人王臣之等四十余人，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萧衍对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有着清楚的认识。

他曾对张弘策说：“政出多门，乱其阶矣。”已决心乘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重视，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在“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和“政出多门，乱其阶矣”两句旁划上了曲线和密圈。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是赞赏萧衍对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有着清楚的认识，而且是由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而产生了一种政治警惕。再如，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500年）十一月，梁武帝在襄阳起兵反齐时，为了破坏齐军从荆州会合进攻襄阳的计划，他派遣参军王天武等人用反问计离间齐将刘山阳和萧颖胄的关系，取得了成功。《南史·梁武帝纪》中记载了梁武帝在送走王天武后对心腹张弘策所说的一段话：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以表示重视和同感。又如，毛泽东在读《北史·王建传》时，对北魏大将王建主张杀掉后燕军队俘虏的行为批注道：“王建庸人，不懂政治。”

在读《旧五代史·王彦章传》时，对后唐庄宗李存勖杀掉因负伤被俘的后梁大将王彦章极为不满，批注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批注不胜枚举。可以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批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的真实体现，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永恒的思想光辉和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