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五楚辞与离骚是楚国巫系文化的辉煌结晶天问也了不起（第2页）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之、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泽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1958年1月12日致江青信。

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鉴赏】

毛泽东从青年起，《楚辞》就是他最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在他的一生中，有关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很多。

有关毛泽东读《楚辞》的最早记载是1918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在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无不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由衷地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赞美之情。

在延安时期，《楚辞》也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还让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给他。

为此，1957年12月，逢先知特请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列了一个目录，共50余种。这一时期，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凌晨，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李银桥等卫士让他进防空洞，他坚持不去，并让卫士把蜡烛占燃，继续看《楚辞》，读得津津有味，聚精会神到忘乎一切的地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李银桥再三催促，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脱口说到：“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样呢？我又回来了，他（指蒋介石，笔者注）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国民党的炸弹扔到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同年9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陪同的有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等。到了安徽后，他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推荐了这本书，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他从《楚辞》谈起，又谈到了《论语》及朱熹的注。由朱熹谈到了程颢和程颐、周敦颐、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和客观唯心主义，还谈到了中国古代具有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特别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1972年访华时，毛泽东赠予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由此可见，毛泽东喜爱楚辞之深。

毛泽东非常喜欢读《楚辞》，而在《楚辞》中，他尤爱屈原的《离骚》。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他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集为一小册子，题为《讲堂录》，并把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和《九歌》手抄下来，订在这本小册子的前面，又写有自己对《离骚》各节内容的概括，且评价很高。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初次会面，谈了很长时间，两人无所顾忌，海阔天空，中外古今，无所不谈。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于《离骚》尤感兴趣，主张对这首长诗赋予新的评价。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将《离骚》印发并发给与会每一位同志。1月16日他在讲话提纲中又说：“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在1月21日的结论提纲中，又举出《离骚》中的诗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所带走的一大批各类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撰的《古义屈宋音》这两本书，在后一本书中，毛泽东曾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做了不少的密密的圈划。可以说，他从青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百读不厌。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欢屈原的作品？

首先，从艺术风格上看，屈原作品，特别是《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像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欣赏特点。

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不仅代表着战国时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即湘楚巫史——神话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像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像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日本学者藤野发岩在其《巫系文学论》和《天问与卜筮》中一再强调说楚辞是“巫系文学”，这是有相当见地的。

屈原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创作的，无疑地，这与孔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所体现的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在他的作品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

如果说，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这是朴素而自发阶段的话，那么，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屈原的作品中，他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现像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寥廓荒忽、羌人香草、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巫咸夕降、羲和弥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奇异、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屈原所处的楚国，正是巫史文化向理性文化、自然宗教向社会性宗教过渡的时代，也就是说，楚国逐步吸取了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而形成了楚文化的特色，才使神话性文学创作同社会现实之间构成“同一性”，才能使这位具有博大深沉的历史忧患感诗人，运用理性反思历史，反思传统，探索真理。因此，屈原的作品，形式是浪漫的神话的，思想内容却是历史的现实的。毛泽东主张创作应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正是他的原则。自然他也喜欢阅读、欣赏这类作品。

其次，屈原崇高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人。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下层的普通百姓，都把他作为楷模而敬爱。在《离骚》中，主人公（实质是自己的写照）始终是一个顽强执著地探索真理的形像。这个形像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当理想破灭时，他更表不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个形像纯洁、高大、完美，司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已经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

毛泽东很赞赏司马迁对屈原这样的评价：“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显然是将屈原的作品同他的人生遭遇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评价的。屈原本为王族，早年为楚怀王左徒，位居高官，生活于宫廷禁苑，如果不是被两次放逐，也不会写出那样的好诗。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说的那样，是处于逆境的人的“发愤之所作也”。故而毛泽东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出身于湘楚之地的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和情操，更是深深地敬佩。1954年lO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访华即将回国时，毛泽东引用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又向客人介绍了伟大诗人屈原，说他在17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

在这一天，人们吃粽子，还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最后，从探索真理的思想方法和历史观的角度看，毛泽东最欣赏的，是屈原的作品高度赞扬了人的主体价值、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传统观念、现存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大胆挑战和怀疑，从而把人们的思想从宗教迷信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

如果说，在《九歌》这一组祭神歌曲中，表达了人对神的礼赞及其泛神论观念，但也有希望获得神的保祜这种超自然的实用功利目的的话，那么，《离骚》中那些人格化的自然神：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师等等，则成为诗人随意命令驱使的对像，人的形像比神高大了，神成为人的奴隶，颠倒的历史被重新“颠倒”过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屈原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借神话境界，对以楚王为首的腐朽集团毫不留情地给以揭露和批判，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对清明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构想和追求，最终达到革除弊端，振兴楚国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加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等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代表，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是给以高度肯定的。

尤其使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屈原的作品不仅对当时楚国的政治社会现实，而且对楚国的历史及楚国由盛而衰的发展变化等，都有全面的反映。毛泽东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1年7月7日于中南海会见周世钊等人，当有人提到屈原与屈瑕的世系关系时，毛泽东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颇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时间最集中的是在1958年前后。1958年1月12日他在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虽然他没有说所“领悟”、所“喜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离骚》中那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那不拘成规的对现实的超越，那奇诡的想像世界与毛泽东的精神品貌几乎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勾通。毛泽东不仅自己乐读屈原作品，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恐怕不单单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楚辞》，特别是前期作品皆产于楚地，而楚又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尤其是在祭祀活动中，充满了原始宗教气氛，故在楚辞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想像力，浪漫不羁，情感炽烈，这些都成为屈原及其他楚辞作品中浪漫因素的重要来源。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楚辞的创作才更加开放而少约束，才能表现出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像，形成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奇丽幻想的境界、雄奇诡谲的图画。

毛泽东不仅欣赏楚辞诗人的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像编织幻想境界的作品，而且，毛泽东的创作，也是借“游仙”之路，铺成为瑰丽的华章。他的诗作，吸收了浪漫主义大师们的艺术创作方法，借助大胆的想像，神话般的夸张、采用豪迈的、像征的、富于**和鼓动性的语言抒发自己伟大的抱负、深刻的思想和奔放的热情。典型者如《蝶恋花·答李淑一》，除开首“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外，其余描写的都是虚幻的境界。诗中的吴刚、嫦娥这两个神话中的形像，一个苦恼，一个寂寞，但诗人想像驰骋，对两个形像进行了再创造。当杨、柳二烈士忠魂升入九霄之后，这两个神话中人物的精神面貌也大不同前，一个捧酒，一个献舞，洋溢出一片敬爱欣赏之情。再比如《念奴娇·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想像非常奇特，抒发了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这类作品很多，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作。毛泽东非常喜读《楚辞》作品，于此可见其中的奥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