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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之能胜(第2页)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这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这种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慎终如始,循序渐进,背自然和过分有为的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老子》把防止转化的普遍化、绝对化则是错误的。

在《老子》看来,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篡夺、盗贼、道德败坏、种种罪恶的根源,不在社会物质生活中,而在于人们的有为,在于无止境的贪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然而,出路何在?

《老子》是不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即回到原始的“小国寡民”社会。

在这样社会里,人民无知无欲,虽然过着贫困艰难的生活,但却不以为苦,“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虽然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却废而不用;虽有舟车,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有武器,也没有用处。取消文字,“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国家小,人民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闭塞、落后、愚昧的社会,而《老子》却认为是一个无限美妙的乐士。妄想返回这样的社会,当然是反动的。但却不象一些人所说,这是退回到奴隶制,而是出于对现存社会的愤恨、绝望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狂想。

《老子》仅五千言,是一部深刻的哲理诗,包容着极大的智慧。《老子》的道是脱离物质世界的绝对观念,是它的客观唯心主义核心;但道这一概念的提出,却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展。它表明《老子》已经不满于对有形的具体事物的东西。其次,它不象元素论那样用物质的特殊形态,而用超出一切具体事物的道来解释万物的本源。所有这些都说明,《老子》的作者的抽象能力比他以前的哲学家都高。《老子》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特别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更为人们所乐道。在这之前也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接触到一些对立统一思想,但多半是就事论事,从没有象《老子》这样把它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作为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老子》作者的不足之处,也为人们留下有益的教训。

《老子》这部书对中国哲学、文学、道德、政治、军事等都发生过巨大影响。由于《老子》书瑕瑜并见,一些不同倾向的思想家都把它当作形成自己哲学的思想宝库。

【毛泽东评点】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3—794页)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

——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第29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毛泽东是从何时开始阅读《老子》这部道家经典的,现在很难知晓,但他从青年时就开始阅读并熟知是可以肯定的。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萧子升“游学”途中,曾在宁乡境内拜访了一位刘翰林。刘翰林问他俩读过什么书,毛泽东告诉他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并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后来他们还拜访了沩山寺,方丈和他们侃侃而谈。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最后谈及孔子和老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熟悉的问题,于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见。”可见毛泽东对《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读书笔记中毛泽东也提到过《老子》。如在《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读泡尔先生的《伦理学原则》时,毛泽东批注道:“老庄绝学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老子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见诸于《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第十九章,还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社会政治主张。老子的这种理想社会,脱离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摒弃人类文明的创造,以一种近于世外桃源的空洞想象,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隔绝、对人类历史的隔绝。这样一种主张,和青年毛泽东立志要改造社会,学习西方的文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积极力量的主张显然相差较远,所以毛泽东认为其“徒为理想之社会”,这种空洞的幻想,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还常读《老子》一书,他在外出时,指名带上《老子》。

毛泽东对《老子》的社会主张不感兴趣,他最欣赏的是其中的辩证法。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个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安危兴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变动不居。作为史官的老子,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历史与现实中,认识到运动变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题。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

如“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祸福、难易、荣辱、贵贱、损益、生死、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曲直、轻重等等。这些对立面,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和转化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

前面引的毛泽东谈《老子》中的福祸相互倚伏的观点,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评述的。在这里,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光看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毛泽东在这里举《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国内曾发生过一部分群众闹事;在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泽东却认为坏事可变成好事。群众闹事“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匈牙利事件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匈牙利现在比过去更巩固了”。

明白了矛盾着的事物的两端相互转化的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促进这种转化了。据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一文中说,据传毛泽东曾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估且不论,但《老子》中充满着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智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矛盾转化的原则,这些韬略智谋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之应用于革命之中。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的生意。”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老子》中“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着眼于最终的获取,最终的胜利。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毛泽东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臻于化境。当然,智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阴谋,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

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这一坦白和径直的分析,值得人们思考与回味。

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分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也很感兴趣。他在提交给他的一份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上批示道:“印10份交我为盼。毛泽东二十七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对这场讲座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会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讲话。毛泽东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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