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第一篇 毛泽东评点先秦诸子著作 一论语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第2页）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1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摘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534页）。

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科学就有数学……。

——摘自毛泽东与孔从洲等人的谈话（见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第179页，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版。

【鉴赏】

毛泽东对孔子及《论语》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其中的真理，又批评其为封建统治卫道的工具。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时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了不少关于《论语》的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录堂》。

如：“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日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日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其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出自《论语·学而》。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学习之道。“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再如：《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卫即生焉。然曾参孝点，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点，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克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这里讲的曾参、冉子，原先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毛泽东举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典型人物，有时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原因还是学习、理解、体会的不够。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孔子尝言志点，曰，志于通，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

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这些话皆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些，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对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看来，《论语》中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1917年4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而谒，鱼馁而败，不食’；‘射于矍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仲尼取资本射御。”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他对《论语》的评点，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之行时说：“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没有忘记《论语》。

1930年在《反对资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

毛泽东在《反对资本主义》一文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做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论语》中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纵观毛泽东的著作，对《论语》等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本民族的历史遗产，这是毛泽东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讲的一番话，是他1938年在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所做的回答。毛泽东充分地肯定了传统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里虽然没有点《论语》的名，但作为集中反映孔子的思想与言行的这部儒学经典，无疑作为珍贵的遗产，是占有特殊的位置，是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的。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

“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形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此后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毛泽东对孔子的“中庸”问题又写下了一段批注，更加准确地剖析了孔子哲学“中庸”的实质。他写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应取的两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及《论语》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前面引的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6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做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孔子的学说及《论语》看做“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独树一帜，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意识形态绝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