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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迎回英宗引争议（第1页）

第九章、迎回英宗引争议

一、有功被谤，感受人心难测

在北京保卫战中，作为核心指挥官的于谦立下了不世之功，声望急剧提高，被誉为“宋李纲所不能及”。但他绝对没有忘乎所以，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知道未来的危机和变数依然还有很多。阻力与挑战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出于朝中。因此，于谦不能不以退为进，表现出淡泊名利的立场。

十月二十八日，于谦特意向景泰上了一篇《辞恩命疏》，恳请辞去少保和总督军务头衔，只做兵部尚书。由一名文官全盘负责军务，确实打破了洪武立国以来的祖制，是非常时间的特殊举措。如今北京之危已解，各方面秩序已恢复正常，于谦如果再将统兵权与调兵权一手抓，无疑给了言官弹劾的口实，也让更多人对新皇帝心生不满。于谦的请辞动机，无疑是相当真诚的：

臣闻赏罚以示公论，爵禄以待有功，此古今之通义也。比者，也先入寇，逼我京畿，钦命臣总督军务，同武清矦石亨剿贼。赖宗社有灵，皇上洪福，军士同心，奋勇杀退。臣本书生，素不知兵，既无骑射之能，又乏运筹之略，因人成事，岂曰有功。叨?圣恩，升臣少保，臣自揆浅薄，上章恳辞，恩命下临，未俞所请，臣以此时兵事未曾宁息，臣身犹在营垒，勉受职命，未敢再辞。

今贼已远遁，人心向安，虽有残孽流劫为非，见行发兵追剿，指日殄灭，臣既乏功能，难居重任，况师保之职，上以辅佐天子，下以表仪庶官，必才德兼优，声望素著者，然后足以当之，岂臣后生晚軰、肤陋鄙薄之人所能负荷。臣冒昧荣宠，不自揣度，其如士大夫清议何？其如天下后世公论何？

臣又以为国家之治乱，系乎用人之当否，用人之不当则众心不服，众心不服则治功无由而成，祸乱无由而弭矣。伏望圣恩怜悯，准臣所请，乞回少保总督之命，仍臣尚书旧职，管理部事，誓竭庸驽以图补报，若有违慢，罪甘万死，庶几上无负于国恩，下以恊乎舆论。臣不胜战栗，俟命之至。

但景泰也是相当有主见的人，他坚决不予批准。于谦也只好作罢。他唯有以更饱满的热情，来回报皇帝的信任，军民的期待。

赶跑瓦剌之后，北京城内处处弥漫着欢庆着气氛，似乎忘记了也先依然有条件再度入侵。宣府总兵杨洪及其子杨俊，居庸关守将罗通，都被召回了京师。而原本应该驻外守边的都督顾兴祖等人，也呆在北京迟迟不肯出发。显然，还是京城生活条件更优越，应酬活动更多嘛。于谦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十月十五日，于谦向景泰上疏呼吁：“宣府者，京师之藩篱；居庸者，京师之门户。未有藩篱门户不固，而能免盗贼之侵损也。”

景泰遂召集五军都督府、六部、六科和十三道大臣一起商议。兵科给事中叶盛力挺于谦的观点，慷慨陈词：“就往事而言，如果独石、马营不弃，上皇怎可能有土木之变；如果紫荆、白羊两关不破，胡骑怎么可能杀到京师城下。”

景泰从善如流，随即安排左都督朱谦、都督同知纪广和杨俊前往宣府，右佥都御史王竑、都指挥同知夏忠镇守居庸关。河间、保定和真定三府，也都派出文武官员值守，不给也先可乘之机。

为了保证京营士兵的训练时间，于谦奏请免去京师各营总兵、把总的早朝，让他们可以一早就去教场指导手下。鉴于三大营已经有了二十余万官兵，京城教场仅有两个，训练难以展开，于谦和石亨还挑选了“游兵”“哨马”“敢勇”各一万人，让他们前往东直门、西直门和阜成门外的空地整理出训练场，并安排经验丰富的武官指导操练。

更让后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身为从一品高官的于谦，每天还要穿梭于各个校场，亲自监督各营军官的操练，让他们不敢懈怠。

按说，于谦有这样的功勋，依然如此谦虚谨慎，不辞辛苦，够低调的了吧？很多人偏要鸡蛋里挑骨头。真是“人红是非多”。

侍讲学士刘定之，只是个从五品，居然敢弹劾从一品的于谦。这算“不畏权贵”或者“仗义执言”吗？No!说他“胡搅蛮缠”还差不多。

刘定之引经据典，说季汉靠诸葛亮光复中原，南宋靠张俊抗金北伐，但诸葛亮失了街亭，就辞了丞相一职，张俊在符离未胜，就自解都督职。赏罚分明，将士才会奋勇。然后，他笔锋一转，开始攻击于谦:

昨德胜门下之战，未闻摧毁强寇，但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乃石亨则自伯进侯，于谦则自二品进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岂不怠忠臣义士之心乎？

这位刘学士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把德胜门外的大胜，说成是互相杀伤，不足为赏。他如此大胆，背后也许有高官撑腰，或者是在为真正的勋贵充当枪手。景泰看了，当然是一笑了之。“不招人妒是庸才”，于谦当然犯不着和这类角色计较。

但有个人的上疏，还是让于谦非常失望，甚至不得不自己抗辩。

此人不是别人，就是不久前他刚刚提携过的老干部罗通。

罗通在居庸关一战表现出色，可以说很好的配合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之后，他也被擢升为右副都御史，兼更都察院务。

罗通并不感激于谦的知遇之恩，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而且，他比于谦大八岁，中进士早九年，如今却远远落在于谦后面，羡慕妒忌恨是在所难免的：

诸边报警，率由守将畏征调，饰诈以惑朝廷，遇贼数十辄称杀败数千。向者德胜等门外不知斩馘几何，而获官者至六万六千余人。辇下且然，何况塞外。且韩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将士中如信、苴者，与议军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

这真是急红眼了，捏造事实也要诽谤自己的恩人。于谦有些伤感，他上疏辩解道：

概责边报不实，果有警，不奏必致误事。德胜门外官军升级，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册当先者万九千八百余人，及阵亡三千余人而已，安所得六万之多？通以为滥，宜将臣及亨等升爵削夺。有如韩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荐，并罢臣营务，俾专治部事。

景泰将奏表交给大臣讨论。群臣都认为于谦、石亨和杨洪应受封赏，但却说什么罗通也是一片好心。这和稀泥的姿态实在有些不太好看。皇帝于是特意叮嘱于谦，录功时不能像之前那样随性，却没有对罗通做出惩罚，只是解除了他所兼的都察院事。

有功被谤，人性之恶可见一班。于谦当然不会被治罪，但诽谤之人却安然无恙，这就显得不太合理了。景泰新登基，政策开明，但对于有些行为，确实过于宽容，没有及时立威。也许不是好的开端。

不过，此时的于谦尽管遭受了一些非议，工作热情还是非常高的。作为兵部尚书，他的眼睛，也不会能单单只盯着瓦剌。托英宗和王振的福，当时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都有流民暴动，可以说此消彼长，让朝廷疲于应付。邓伯孙（邓茂七之侄）、黄萧养等匪首，都是朝廷的大患。于谦人距叛乱之处数千里，但指挥若定，根据各个区域不同的具体特点，分派兵力围剿，到了景泰元年，东南叛乱基本就被平定了。

可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东南太平，西南又出事了。贵州苗民的暴动声势浩大，到底是剿是抚，又成了内阁和兵部头疼的总问题。这时候，吏部左侍郎何文渊却“一语惊人”。

当年，宣德皇帝不是放弃了安南和奴儿干都司，赢得了后世很多赞誉吗？何侍郎认为，贵州是个不毛之地，山高岭深，林森茂盛，朝廷的军兵再能打，去了也很难成功。还不如恢复祖制，设立宣慰司管理土人，再设立都司，派少量军兵驻守。（哈密卫不就这样吗？）被苗民毁坏的官署衙门不必重修，布政司官员都调回南京。

当初，永乐皇帝辛辛苦苦在贵州改土归流，何文渊这是要开历史倒车，再来一个“改流归土”，把大明变成两京十二省啊。

于谦是怎么回答的呢？

“贵州我祖宗开创经营到今天已经八十多年了，法制已定，地方无虞。过去，兵疲于戍太久，民困于物资要远输，以至于各种贼寇乘机作乱。贵州土地是祖宗之土地，贵州人民是祖宗之人民，怎能轻易放弃？”

景泰一听颇受感动，这事就不再讨论了。如果听了何文渊的，后果恐怕相当严重。

而蒙古高原那边，也先还会有什么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