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家晚年治学
古往今来,大凡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名家,即使步入晚年,仍然谦虚且勤勉、用功。此文撷取部分名家晚年治学的趣话,以飨读者。
焚诗毁稿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晚年在审阅自己平生的诗作时,凡认为不满意的,统统付之一炬。本来他留存的诗作约1000余首,结果烧得只剩下200多首。幸亏其外甥还保存了200余首,杜牧诗作才有400多首得以存世。
精心修改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晚年潜心修改平生所写的文章,常为了寻找一个更贴切的词语,苦苦思索,反复斟酌。夫人见他用功过度,劝道:“何必自苦到如此程度,难道你的文章还怕那些老先生骂吗?”欧阳修笑道:“我倒不怕老先生骂,却怕后生耻笑啊!”
苦练书法南宋爱国诗人陆游,74岁始学书法。他在《学书》一诗中写道:“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值,窗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陆放翁晚年不怕被人“讥评”,以“瘦蛟出海”的雄心和“老蔓缠松”的韧劲,哪怕“自用十年功”,也要把书法练好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题座右铭老革命家吴玉章,81岁时题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吴老这种愈老愈爱做学问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不闲一日国画大师齐白石85岁时,一天上午连作4张条幅后,中午仍不停笔,坚持又画一张。画完题词曰:“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巧署笔名大学者钱钟书晚年时,只要有年轻人向他请教,总是热情地解答和帮助。一次,有个叫吴庚舜的青年写了一篇关于《长恨歌》的论文,请钱老指导。钱老认真地字斟句酌,帮助充实修改。当论文发表时,吴庚舜请钱老署名,他不同意。经再三央求,钱老只好署了个笔名——郑辛禹。何以署这样一个笔名呢?钱老为此动了一番脑筋:《百家姓》中,“郑”在“吴”后;天干排列中,“辛”在“庚”后;而古代圣贤中,“禹”在“舜”后。由此可见,钱老在扶掖后辈治学方面,是多么谦虚而笃诚啊!
一再重复桥梁学专家茅以升八旬高龄时,仍可背诵圆周率小数点以后100位的精确数值。当人们赞佩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茅老回答:“重复,重复,再重复!”看来,“重复是学习之母”这句话对老年人更为适用。
夕不甘死美学家王朝闻年轻时曾向自己提出“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求知要求。他70岁时,请人刻了一枚“夕不甘死”的印章,又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闻道未详,夕不甘死;壮志未酬,夕不甘死。”
直到90多岁时,他仍勤于读书,笔耕不辍。他说:“晚年有两件大事,就是勤奋地读书和写作。”
百岁上学著名的棉花专家钱立坤,百岁时还觉得自己知识不足,于是他又报名上了老年大学。并为此赋诗:“初学棉花弱冠年,现逾百岁心留连;更新知识进‘老大’,退休不忘跑田园。”
免得流传著名画家吴冠中晚年时,有人问他:“吴老,最近忙些什么?”答曰:“一是坚持创作,二是撕画儿。”见对方不解,又解释道:“趁现在活着,赶紧把那些自己觉得不满意的作品撕掉,免得流传出去。”
希望误会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80多岁时,为了集中精力搞点学术研究,多次贴告示于门上,谢绝客人来访。但上门的人仍络绎不绝。启功老又贴出这样一个告示:“启功遗体,告别去了。”友人建议他将“遗体告别”4字连在一起,并加上引号,以免引起误会。启功却说:“我就希望误会。”
三、读书与阅世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然而,人并非天生就是会思想的动物,如果缺少了后天的培养与学习,再聪明的人也不会有思想。而学习,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读书与阅世。
读书是重要而必须的。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可以说为人人享受最基本的教育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培养和发现人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之所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是因为人类已经创造和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只有通过接受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来掌握,这是毫无疑义的。进一步说,一个人即便是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之后,其学习的过程也并没有结束,而将是伴随其生命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里,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人一旦停止了读书学习,也就意味着缺少了生存竞争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
读书让一个人面向了知识世界,也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个人的渺小与浅薄。于是理解思考、谦虚谨慎以及精益求精,才可望被学习者当作一种品质和境界来追求。因此可以说,一个人的骄傲与自满,或者说狂妄与自大,都是因为他背离了知识世界,面向了愚昧和无知,以致最终成为“无知者无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衣食无忧却从不读书而“面目可憎”者,其实并不鲜见。
人是社会中人,应知社会中事。因此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当然面临着一个“阅世”的问题。读书人常犯的毛病不是嗜书如命,而是回避现实社会。表现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显然,这样的读书态度是消极的,是有害无益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一个读书人也罢,其根本的出路就在于积极地融入、认真地体察和大胆地呐喊,以此来充分体现作为一个知识者的社会良知。也就是说,一个读书人不能只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尽可能地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适时的人性关照与人文关怀。只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努力透视大众生活,了解百姓生存状态,才能阅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道理就在于此。
书本知识虽然来源于社会实践,但并不表明我们阅读了书本知识,就能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恰恰相反,我们只有读好了“社会这本大书”,才能更好地理解书本知识。如果一切都是唯书为上,其后果只会是走向本本主义的死胡同。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犹如儿童启蒙习字时,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划依样画葫芦一般。
况且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很显然,哲学大师所要澄明的是,读书与阅世,两者相辅相成,互为验证,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对此,清末大学者严复也有自己的深刻见解:“读书是阅古人之世,阅世是读今人之书。”
读书与阅世,或者说阅世与读书,它们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证明了一枚硬币的存在与币值。简言之,读书有如阅世,阅世也如读书。故而我们有必要学会“在读书中阅世,在阅世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