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第三章 糊涂处世篇 第一节 传统处世之道（第2页）

三、中西思想的调和

近世以来的思想家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几近一致地发现两者性格存在着重大差异。严复分析中西处世性格的不同为：“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陈独秀则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西洋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之生活为外向的，中国人之生活为内向的；……西洋重竞争轻道德，中国重道德轻竞争。

依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对人事现象的类分，从严复到李大钊等思想家所指出的中国人的处世性格，如内向、含蓄、忍让、自谦、守静，等等，具有鲜明的阴柔偏向，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无疑与静态的、封闭的宗法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小农业经济结构休戚相关。

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阴柔偏向，着重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贵柔老子论说此种处世哲学的道理是：“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例如水是天下至柔，却能驰骋于天下之至坚，这就是柔弱之妙。做人如果像水一样，具有柔软、谦虚和蕴藏力量的素质，就会无往而不胜。老子的处世智慧深刻启迪中国人，使中国人“知退”，“能柔”，笃信“太强必折，太张必缺”。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生动描述中国人的这一处世性格说：中国人使用的笔是有柔性的毛笔，用毛笔写字画难，但练就之后，会写出比硬性钢笔优雅漂亮得多的字，这个柔性是中国人心性的象征。这是对中国人贵柔的文化个性的贴切比喻。

（二）不争常言道：“好胜者必败，恃壮者易疾，渔利者害多，鹜名者毁至。”民间有“三不争”、“五不争”之谓，“三不争”是“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气。”“五不争”即“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不争，便可无怨无尤，无失无败，其结果是“静能制动”，委曲反能保全，屈就反能伸展，少取反能多得，“夫惟不争，是以天下莫能与之争”。

（三）能忍中国人尚忍、能忍的处世品格世所公认。以“忍”为主题的哲言警句广泛流行于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为人们所奉行：“人能百忍自无忧”，“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生活的一般性原则；“忍为家训”，是大家庭中和睦共处相安无事的保障；“忍辱至三公”，是封建官场的生存秘诀；处于逆境或遭受挫折之时，要以忍来应付危机，“忍一言，息一怒，饶一著”，“以退为进”，不胶着于一时一事，“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遭遇强暴怒火升腾之际，须“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免得“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民间有“惹不起躲得起”的说法。遇事忍耐能化弭冲突，故曰“百战百胜，不如一忍”。

（四）重防中国人的防范意识特别强烈。在传统处世训语中，教人防人的警句比比皆是，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须防绵里之针，宜远刀头之蜜”，“人心隔肚皮”，“人心难测，海水难量”，“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总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朋友，也要“相知犹按剑”，加以防备。为了“防患于未然”，国人有种种防人之道。如慎言，“言必有防”，切忌“交浅而言深”，“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慎行，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以防他人猜疑滋事。再如慎交游，以防备“损友”之危害，等等，不一而足。

（五）自居谦下“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国人的信条，因为自古以来“人道恶盈而好谦”。张牙舞爪，自我夸耀，其结果必然是“自夸自败”，故古人一直告诫：“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以谦接物者强”。

（六）藏锋中国人主张为人处世应收敛锋芒，含蓄不露。人们赞赏“真人不露相”，“善行无辙迹”，“大智若愚”，“至人贵藏辉”。“难得糊涂”，“喜怒不形诸言色”的处世手段被视为“高人一筹法”。

贵柔、不争、善忍、重防、好谦、藏锋，其总的风格是内向、平和、深沉、宁静、安详，此种偏于阴柔的处世性格与西方人充满张力与动感的、外向的处世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并反过来参与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铸。

四、坚守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注重人生的实践理性精神，孕育了中国人深谙智谋三昧的传统，几千年来，有关谋略的论著和警语无以数计，有关“智囊”、智慧人物的故事播扬久远，由此映现出中国人对智术的推崇心态。这一特点反映于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上，便是：处世待人，惯于深思熟虑，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量，运用心智。

中国处世之道运用智性，首先表现于中国人把处世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清人魏禧言：“涉世处即是自己作学问处”，“涉世便是学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处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操习，自然会有心得，会有总结，进而会有智术的运用，亦即运用心智控制事物的进程，达成有利于自身的预期目标。

中国处世之道中智谋的具体运作，可谓千形万态。如下略举数例，可见一斑：

1。以退为进中国人处世，十分强调忍、让、退一步、吃亏，但这样做的目标不是使自己利益受损，而是获得更大利益。洪应明的《菜根谭》指示其中精义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正因为如此，退让、吃亏的结果是不吃亏，甚至受大益，诚所谓“必有忍，其乃有济”，“吃小亏占大便宜”，“忍辱至三公”。

2。以柔胜强以柔胜强的命意前文已有论述，其意义在于通过“守雌”、“贵柔”保存自己，积蓄力量，最终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掉。这无疑也是一种运用心智的处世手段。

3。藏巧示拙《说文》云：“拙，不巧也”，把自己的巧掩藏起来，对外示以不巧，是中国人心领神会的处世谋略。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这一智术论述甚多。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孙子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苏轼的《贺欧阳修致仕启》言：“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若用民间大众的语言来表达，便是“装蒜”。装蒜亦即藏巧示拙，其目的是以愚拙的外观使对方轻视自己，懈怠疏忽，从而保护自己或击败对方。这既是一种高明的处世手段，也是一种“出手不凡”的兵法。

4。以诚取信诚属于道德范畴，其内涵是内心诚恳，品性诚实。“以诚取信”则不仅仅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富于智慧的处世方法，一种通过道德表现使对方信服的手段。中国古代，多有智者以实话实说的诚实谋略达到比巧诈更成功的效果，其中包括的智慧与道德并重的二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5。因人制宜人情世故的复杂性、变异性，使中国人十分注重在人际交往中运用心智因人制宜。所谓因人制宜，实际上包括三方面：一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韩非深刻揭示知人达意的重要性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矣。”因此，与人交际，必须掌握对方的心理倾向，对自身语言进行调节，以达到良好效果；二是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三是对不同的情景下的人采取不同的交往态度。如：“对忧人勿乐，对哭人勿笑，对失意人勿矜”，“当着矮子，别说矮话”，这些议论显然深得交际心理学的要谛。

6。知己知彼“知己知彼”作为一项兵法，千古著名，然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并不仅仅用于用兵打仗。吕坤的《呻吟语》说：“知己知彼，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金兰生的《格言联璧》所说：“处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处事不可任己见，要悉事之理。”说的是相似的意思。因此，中国人将知人当做处人的首要法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充分表现出处世的大智慧。

7。“定、静、安、虑、得”所谓定、静、安、虑、得，即镇定、沉静、安然、思虑、适当。《呻吟语》说：“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此五个方面的养成，不仅能使人从容应付天下事，而且自然生成一种温雅和平的大家气派。其所蕴藏的心智无疑是高水平的，第一流的。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用智性，事实上是一个难以穷尽的题目，如上所列，仅是千丝一缕，已足可表现中国人在处世之道中运用心智是何等娴熟，何等精微。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生成物，几千年来，它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处事态度。今天，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中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有理由去改造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使它富于开放性和现代性，然而，这种改造只能是一种传统的转型，而不是推倒重来，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永远是该民族生存发达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