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环境一起变色
上过生物课的人知道,有一种叫蜥蜴也叫变色龙的爬行动物,体长也就25厘米左右,但它的本事不小,舌头能从嘴内伸出好几厘米长,便于捕捉昆虫。更有一个绝招,能随时伸缩身体,改变皮肤的颜色,使身体的颜色和周围的环境(如树木花草等)的颜色保持一致,这种本领使它很容易就逃脱了天敌的追踪。因而,人也要学会这种“变”的本领,才能够在人生的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西方有句谚语:“智者通权达变,愚者刚愎自用。”而中国也有句谚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天清早,有一个人问释迦牟尼佛一个问题,佛陀答了。但是那个人没听明白,于是到了傍晚他又问了一次,佛陀又回答时,却跟早上的答案是不一样的。那个人很惊讶,问佛陀为什么。佛陀说:“那是必然的。当时是早上,现在是傍晚,太阳正落下西山。我跟着生命一起流动,而且随着我的流动,我的答案也会改变,我无法给你一个静止的定论。”
赵武灵王的成功,在于他敢于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通权达变。秦王国的崛起,在于与时俱进,把改革事业推向纵深。他支持实行的商鞅变法使秦国打了一个彻底的翻身仗。从此秦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时代的排头兵。风云际会,现代人面对诡谲的职场人事,更应以良好的应变力展示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
泰戈尔说:“那些仅仅循规蹈矩地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邓小平也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事实上,一个积极开放的人比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更能赢得他人的关注和喜爱,也能交到更多的朋友,所以,我们要拥有开放的性格,与时俱进的思维模式,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不断变化的生活。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认为:万物的根源来自脱离人们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界,事物处在矛盾对立之中,这是万物得以发展变化的本因。这些构成了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他提出变法的口号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天人各不相关,各有其道。自然界的灾异与人类社会的动乱同时发生,是偶然的巧合,二者没有因果联系。“祖宗不足法”是针对司马光一再要求的“谨守祖宗之成法”而提出的。王安石认为,制定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安宁,民富国强。宋朝建立法律制度的宗旨应该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为了摒弃流俗异论,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国家立法不能受“人言,左右,应以国民长远利益为标准;如果以人言为恤,则不能制定善法。
无独有偶,理学家朱熹就提出了“因时制宜”的变法理论和改革主张。主张用区分“天理”、“人欲”的方法来裁判历史,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代,三代以下是“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在变法的指导原则上,他指出封建的纲常名教是本,法律制度是末,不能本末倒置。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根本方法是改变人心。要尽除人们的私欲,光靠法律制度是不够的。他认为,三代以下“心术”不正的原因是“尊君卑臣”。要采取措施限制君主的专断之权。
同样,在今天,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的处世之道也被人们广泛的认同并接受。“通权达变”的方式解决了一系列特殊性的问题,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t权变”思想,主要是为了起到“通”与“达”的作用。即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取舍,要求人们知法度而不拘泥于法度,明事理而不淤滞于事理;知进退,善变通;允中厥,不极端;动静相宜。行止有度。
行走于人世,本来就是一场非常艰巨而严峻的考验,并且世间万物纷然而庞杂难以一概而论。虽然从人生的进取层面来看,为人自然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但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中则应遵循“权变”的原则,不应执于一端,否则东向西望难见西墙。世事的复杂,人心的多变,要求人们要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惟有灵活掌握“权变”的通达,才能真正做到进退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