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三小说

附录（第2页）

〔六诗〕《诗经》作品分类及表现手法的合称。《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贾公彦疏：“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的乐歌，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

〔六义〕诗经学名词。由《周礼》中“六诗”一词衍变而来，两者含义近似。《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日赋，三曰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关于“六义”的解释，历来颇多歧异，其中以孑L颖达之说影响最大。他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这是说风、雅、颂是诗歌的类型，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方法。“六义”说，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四始〕《诗经》中国风、小雅、大雅、颂诗首篇的合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据魏源《诗古微》考证，古乐歌皆三篇连奏，因此“四始”不仅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篇，还包括它们后面的各两篇，共计十二篇，皆系述文王之德之诗。此外，尚有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之说，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诗·纬沉历枢》说：“《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这是纬书的说法。成伯屿《毛诗指说》又以为：“《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南，《国风》之正始；《鹿鸣》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庙》至《般》，《颂》之正始。”这是以四类“正诗”为“四始”。近代及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鲁诗》“四始”之说，见于《史记》，较为可信。

〔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内容的总评价，也是他所提出的诗歌批评的标准。语出《诗经·鲁颂·驳》：“思无邪，思马斯徂。”孔子移用来评论诗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郑玄、孔颖达、朱熹释为思想。也有学者以“思”为语助词。思无邪，后来成为儒家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即要求诗歌的内容纯正，不允许表现不合礼义的思想感情。以“思无邪”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一方面体现了儒家对文艺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的重视，对于防止文艺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和扼制色情文学的泛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严格以封建礼教来规范作家的思想，不允许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人民群众的真实思想感情（特别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精神），大大削弱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所以，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又是有害的。

〔兴、观、群、怨〕孔子关于诗歌的美感作用、认识作和、教育作用的论述。语出《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即“感发志意”，指诗歌的艺术感染作用。观，即“观风俗之盛衰”与“考见得失”，指通过作品可以了解风俗盛衰、政治得失的认识作用。群，即“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指通过作品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增强群体意识，从而可以起到加强团结的作用。怨，即“怨刺上政”，指批评、讽刺当政者的过失，促进朝政管理状况改善的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较全面地总结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较全面地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与审美效果。“兴观群怨”说的出现，是我国春秋时期文艺和美学理论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它对后世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诗教〕儒家关于诗歌创作的原则之一。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说《诗经》中作品对当代政治虽有所刺，但并不那么直接，态度上也不那么尖锐，故能教人以温柔敦厚。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诗经》作品的实际，但也确实看到了《诗经》中不少作品具有含蓄、委婉的风格这一事实。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为儒家所提倡的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并不反对对统治者过失的批评，但不赞成批评态度的激烈。也就是说诗可以“怨”，但有一个前提，即要符合中庸之道，不能超越封建礼教许可的范围和限度。“温柔敦厚”的诗教，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为历代统治阶级和儒家所提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影响很大。但其中也有主张哀乐中节，强调中和之美的合理因素，可以启示作家在创作时注意作品的含蓄美，对于克服文艺创作中过于浅薄、直露的缺陷，又是不无益处的。

〔采诗说〕关于《诗经》作品来源的一种说法。此说源于《左传》。《左传·襄公十四年》：“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关于采诗的明确记载，见之于汉人著作中。班固《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盂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以上为古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五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以上为今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从《诗经》所收录的诗篇来看，它们有基本一致的用韵规律，大体整齐的四言形式，产生的地域又较广，如非经过有意识的采集和加工，就不可能编入一部书中并以现在的面貌出现。所以，采诗之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也有学者认为，采诗之说，先秦典籍未有明确记载，且关于采诗人、采诗方法各家说法又不一，故不足信。

〔献诗说〕献诗说，始于周代后期。它认为周天子为了了解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曾令诸侯百官献诗，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蠓诵。”《国语·晋语》：“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献诗与采诗，其目的是一致的。但采集来的多为各地民歌，而献诗时则不限于进献民歌，还包括公卿列士自己的作品。朱熹《诗集传》中《国风》注：“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这是说《诗经》中的《风》诗，是由诸侯献给周天子，再由乐官整理后保存下来的。至于民歌以外的作品，譬如《雅》、《颂》中贵族文人歌功颂德之作和讽喻之作，也可能是当时通过献诗的途径而被周王朝中央收集得来的。

〔删诗说〕删诗说，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删诗之说，后世颇多争议。陆玑、杜预、欧阳修、郑樵、王应麟、章炳麟等力主孔子删诗说。怀疑、反对“孔子删诗”说的学者也不少。崔述《读风偶识》：“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是郑多**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夫子反鲁……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夫子曰：‘正乐’，必雅颂之乐各有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减于其际也。”可见，不赞成孔子删诗之说，确是有一定根据的。据《左传》记载，吴季札至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师为之奏《风》、《雅》、《颂》，其分类及编排顺序和今本《诗经》已大体相同。当时为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孔子年仅八岁。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孔子少年时期，就已有了在体制和诗篇数目上与现今通行的《诗经》近似的诗集，所以删诗说即使成立，孔子删削的幅度也是不大的。

〔诗序〕即《毛诗》各篇篇前的序言，也称《毛诗序》。它有大序、小序的分别。各篇《诗序》沦述的重点不尽相同，大体上以介绍时代背景及阐述主题思想为主，间或亦指出作为实用性乐歌，它的使用范围、场合及用途等。《诗序》的不少解说，对人们理解诗意是有助益的。但由于作者喜“以诗证史”，并力图通过解诗以宣传儒家正统思想，所以不免常有牵强附会或曲解诗意之处。郑玄、陆德明以《大序》为子夏作，以《小序》为子夏、毛公合作。孔颖达以为全部《诗》序均为子夏所作。《后汉书·儒林传》：“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宋以后学者，或据此而认为《诗序》乃东汉卫宏所作，今人多从此说。

〔大序〕《毛诗》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后面，有一段较长的概论《诗经》全书的文字，称为“大序”。《经典释文》引旧说：“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大序》上承孔子的文艺思想，并广泛吸收了传经儒生的意见，论述了诗歌的艺术特征、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以及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等，把儒家的诗歌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中关于“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论述，后来演变成为儒家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准则；文中关于“六义”、“比兴”等论述，所给予后代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小序〕《毛诗》中，各诗之前，均有一段阐述主题思想或介绍时代背景的短文，称为“小序”。

〔毛传〕《毛诗故训传》（一作《毛诗诂训传》）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诗正义》：“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也。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毛传》为现存最早的《诗经》完整注释本，它保存了不少先秦、秦汉间传经儒生对《诗经》的解释意见，对后代《诗经》学研究者深有影响，是一部研究《诗经》的重要参考书。《毛传》的作者，郑玄《诗谱》以为是鲁人大毛公，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以为是毛亨，《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是毛长，《隋书·经籍志》则又作毛苌。《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

〔郑笺〕郑玄《毛诗传笺》一书的简称。郑玄，字康成，为东汉著名经学家。他曾在《毛传》的基础上，兼采鲁、齐、韩三家诗说，以疏通解释《诗经》，作《毛诗传笺》一书，为此后《毛诗》的广为流传作出了贡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郑氏笺考征》及今人黄焯《毛诗郑笺平议》等，是申述、发挥郑氏之说，或考证《郑笺》来源、评议《郑笺》得失的著作，可供参考。

〔郑谱〕郑玄《诗谱》的简称。根据《史记》年表及《春秋》中有关史实，以排比《诗经》各部分诗的谱系。分别为《周南召南谱》、《邶鄢卫谱》、《王城谱》、《郑谱》、《齐谱》、《魏谱》、《唐谱》、《秦谱》、《陈谱》、《桧谱》、《曹谱》、《豳谱》、《小大雅谱》、《周颂谱》、《鲁颂谱》、《商颂谱》，论述了各部分诗产生的地域、历史背景、主题思想或作诗缘由等。孔颖达说：“郑（玄）于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毛诗正义》）《诗谱》有别于《郑笺》，较多郑玄自己的看法，虽不免于史料，观点方面有其错误，仍不失为治《诗经》者有用的参考书。《诗谱》，今仅分别见于《毛诗正义》各部分之首，原书单行本已亡佚。

〔毛诗正义〕唐代所颁布的官书《五经正义》之一。毛亨（一说毛苌）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撰成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妠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孔颖达奉敕主编的《毛诗正义》，遵从、推演毛、郑之说，并兼采魏、晋、南北朝及隋代《诗经》学者的意见，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对人们理解《传》《笺》及《诗经》作品的内容，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毛诗正义》中亦有部分文艺见解，对后代文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孔疏〕孔颖达《毛诗正义》的别称。《毛诗正义》的注释分为“传”、“笺”、“正义”三部分。其中，“正义”又称“疏”，为孔颖达等所撰，故名。

〔诗集传〕南宋朱熹著。朱熹为宋代《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诗集传》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是南宋以后最流行的《诗经》注释本。《诗集传》释诗，兼采毛、郑之说，间用鲁、齐、韩诗义，并时有朱熹自己的看法，不一切盲从《诗序》。在注释方面，亦力求简明扼要，注意纠正历来注疏文字繁琐冗长之弊。体现在《诗集传》中的这种求实、创新精神，对破除人们对《诗序》的迷信，推动《诗经》研究进入新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有借解诗以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之处，解诗时亦不无主观臆断的缺陷，但《诗集传》至今仍不失为学习、研究《诗经》者有用的参考书。

〔毛诗稽古编〕清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编》解释篇义、诗句以《诗序》《毛传》及《郑笺》为准，对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等宋人著作中的说法提出异议。前二十四卷依次解诗，次五卷为总诂，附录一卷统论风、雅、颂之旨。该书虽不无门户偏见，但“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四库全书总目·毛诗稽古编》），对治《诗经》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诗毛氏传疏〕清陈奂著。《诗毛氏传疏》着重阐发《毛传》本义，辨析《郑笺》不同于《毛传》之处。《诗毛氏传疏》释诗舍郑用毛，笃信《诗序》，不杂入韩、鲁诗说（《郑笺》兼取韩、鲁诗说），为清代《诗经》研究中专用《毛传》的一派。该书详于训诂名物，而于辞义时或缺乏明了解释。

〔诗经原始〕清方玉润著。作者自谓于《诗经》各篇，“按文循义”，“推原诗人始意”，故名。该书多吸取姚际恒《诗经通论》中的见解，并对历代《诗经》学者的解释有所撷取，不盲从《诗序》、《毛传》之说。方玉润自序说：“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可见，他能以求实精神来研究《诗经》，故而能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作为一部有创见的《诗经》研究著作，《诗经原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诗三家义集疏〕清末王先谦撰集。由于东汉以后，《毛诗》盛行，三家诗先后亡佚（宋以后仅存经后人整理过的《韩诗外传》十卷）。自宋代王应麟始，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后期学者）十分重视并进行了三家诗遗说的采摭搜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在上述基础上编成的。该书合邶、部、卫风为一卷，以还三家诗二十八卷之旧观。经文（作品）之下，按时代顺序列出各类典籍中的三家诗之佚文、遗说。疏文则先示以《毛传》、《郑笺》之说，次又列出自宋代以降各家《诗》说，并参以己意，详为疏解。为后人了解久已失传的三家诗说，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有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