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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思想艺术(第1页)

第三章思想艺术

狄更斯笔下的女性形象

狄更斯(1812-1870)是19世纪响彻英国文坛的大文学家,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狄更斯一生笔耕不辍,共创作了百余部短篇小说,几十篇中篇小说,还有十五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特写、游记、剧本、演讲、书信,等等。他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狄更斯的四十年创作生涯讨论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一个对现实生活敏感的作家身上才会发生。他一系列的小说创作反映了变化了的英国,其中涉及了多个社会主题,尤其是城市、绅士、儿童、法律、家庭和女性等几个方面。

狄更斯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地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他反映生活广泛、多样,开掘深而有力。他不采用说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现他的倾向性,而往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的愤慨、憎恨、同情和热爱。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鲜明的个性。他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用他们习惯的动作、姿势和用语等揭示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思想面貌。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人民的语言,以人物特有的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

据统计,狄更斯仅在十五部长篇小说中就塑造了230名女性形象。随意翻开其中任何一部长篇作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众多的女性形象都会跃然纸上。她们不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也不是小说中的英雄,但是众多的女性形象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和人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就从女性这个主题切入,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和理论,并且从社会背景,文学传统和作家自身等多个方面系统详细地分析作者笔下的女性观念,论述他多部作品里的女性和家庭、家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社会地位。站在审美的角度重新解读作者的理想女性标准,我们看到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力图通过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挖掘人性中光辉灿烂的部分……狄更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女性形象之理想人格型。

在狄更斯的许多部小说中都有这类有完美人格的女孩。有《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远大前程》中的毕蒂,《董贝父子》中的芙洛伦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安妮斯,《艰难时世》中的西丝,《荒凉山庄》中的埃斯特·萨姆逊,《小杜丽》中的爱

梅等等。

她们大多出身卑微,都纯洁温柔,勤劳善良,聪明有理智,富有同情心。一般都体型纤弱,却性格坚强。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耐儿才14岁,却不屈从于邪恶,她带领年迈的外祖父历尽艰辛去寻找安宁和平的生活。芙洛伦斯受到父亲的歧视虐待,而能以德报怨,终于感动了顽固不化的父亲。《大卫·科波菲尔》宣扬小资产阶级以道德为根本的人生观,安妮斯就是道德的化身。

安妮斯以品德和智慧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信赖,"住宅里弥漫着安妮斯精神",大卫说要终生仰望她,接受她的指导。安妮斯一直是大卫精神上的妹妹,一直伴随着大卫的成功,而大卫在困惑时也总是会想到她,她的鼓励(她常有的"向上指着"的动作)也总能让大卫豁然开朗。

不难看出,安妮斯在各个阶段都是如此,她是大卫的天使般的并给人以鼓舞的"妹妹",也是大卫的"孩子妻"朵拉的"好姐妹"。这个完美的精神导师具有"明晰、恬静的娇容"等等,"文静的微笑","温柔亲切的声音","清澈的、息事宁人的双眸和娟秀的面庞"为大卫引导成功的方向,也为他营造了避风的港湾。

与安妮斯的抽象完美相比,《远大前程》里毕蒂的形象更加朴实,更加真实可信。毕蒂是匹普在夜校的小老师,把她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他,从小价目表到半便士买来的滑稽小调;但与此同时,毕蒂更是匹普真正的"良师益友"。在乔大嫂被奥立克老头打瘫以后,毕蒂来到了匹普的家里,悉心地照顾一家人。与匹普迷恋上的艾斯黛拉相比,毕蒂更加亲切朴实,内心世界也更加丰富高尚。当匹普告诉她自己要当上等人,讨厌做铁匠的生活,她坦率地说"那是要不得的",虽然她希望匹普过得舒坦,过得快活;并且为匹普的未来担忧起来。可以说,在匹普去伦敦前,她一直是匹普人生的导师;在小说以后的部分里,她的影子和话语也隐约出现在矛盾的匹普心里,为匹普保存了一份善良,引导他最后得以回归。

西丝年轻又天真,而控制一切人的"事实哲学"却丝毫不能对她产生作用。在高傲老练的男人面前,她坦然自信,保持自我。埃斯特·萨姆逊的身世也极功之幸,却能处之泰然。她一片爱心,处处为他人着想。她把辛苦积蓄的英镑拿出来帮助陌生人。为了看护穷孩子,她染上了天花,失去了美貌,仍能安之若素。爱梅在狱中出生长大、为了接济父兄,她小小年纪就做工,她又是狱中同伴们的安慰。更可贵的是她的贫贱不移,她拒绝了狱吏儿子的求婚。家里继承巨产后,她依然能保持纯洁与质朴,又重返监狱照顾生病的朋友并和他结婚。

这些女孩是狄更斯心中的安琪儿,是道德力量的体现,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第二类,女性形象之病态人格型。

成功的作品需要成功的人物,理想的女性人物在作家的笔下很容易千篇一律,像是一个模子里雕出来的。也许就因为这些原因,读者在深深地爱上埃斯特和安妮斯这样的人物之后,又可能感觉她们不那么真实,相反地,作品里另外一些"走向极端"的女性让人印象格外深刻。在狄更斯的认识里,他承认男性永远都是理性和智慧的代表,而女性对待事物和婚姻的判断力和洞察力都稍逊一筹。她们在经历了感情的创伤和打击后,听凭情感淹没理智,容易让自己在反向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一群被送上金钱祭坛的、灵魂扭曲变异的牺牲品。这类女子大多具有反抗或复仇意识,性格泼辣强悍、高傲冷漠。最有代表性的是《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艾斯黛拉,《董贝父子》中的艾迪斯,《荒凉山庄》中的德洛克夫人,《小杜丽》中的克林南姆夫人,《艰难时世》中的露易莎,《双城记》中的得伐石太太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类型。

在《双城记》里,我们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缩影,我们忘不了其中那个感情上冷若钢铁,行为偏激的得伐石太太。很多评论认为狄更斯塑造这个人物是持贬义色彩的,因为他是个人道主义者,不赞成用血腥的暴力革命去解决问题。这是从作家对作品的整个思想内容上来解释的,但是如果从狄更斯对女性的认识上来解释这个人物的塑造似乎更有说服力。这个女性在失去了亲情以后,对家人深沉的爱让她走向了对仇人的无情与仇恨,失去了女性应有的同情心和温柔,在狂热的革命中丧失了理智,其复仇的残忍超越了必要的程度,走向了残酷的极端。

至于《远大前程》中的出身富裕的郝薇香小姐则是个骄傲的人,正是她的骄傲害苦了她,因为骄傲,他抛弃了亲戚的忠告而执拗地忠顺于情人,同样因为骄傲,她无法接受她不顾一切得来的爱情悲剧。她的报复让她丧失了女性所有的可爱之处和美德,成为了一个人人害怕的复仇女神似的的人物,在复仇后又没有得到丝毫的胜利的感觉,留在心里的只是一片无爱的空虚,而且逐渐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残忍,有悔悟之意。这个人物,我们虽然诧异于她手段的残忍,同时又对她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因为她本人也是受害者,而且在她内心的深处,还保留着人性的种子。这就不仅仅是洞察力和观察力的缺乏,而是理智本身的缺乏。

如果说得伐石太太和郝薇香小姐是在丧失理智后走向了反面的极端,那么更加值得指出的是,狄更斯笔下的女子还有一些是执迷不悟,在错误的路上一错再错,像爱弥丽,南希和拉齐夫人等。这些形象可能就是狄更斯把他的理想女性温柔顺从的美德过分地放大了。她们中大都是在认识到自己所爱的男子的真面貌之后,仍往往不能割断与他的联系,甚至仍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他的联系在一起,为他服务,供他驱使。

这些都是狄更斯笔下最具有批判力和表现力的女性形象。

第三类,女性形象之平庸型。

在狄更斯的作品里智力平庸的女性也随处可见,当然这些人物的塑造既是为了衬托他笔下的理想女性,也是为了给作品带来一种幽默。像《大卫·科波菲尔》中一想到家务便不寒而栗的"娃娃妻"朵拉,《远大前程》中整天沉浸于"贵族冥想"的卜凯特太太和密考伯太太,《双城记》中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普洛斯小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一心想发财的尼克尔贝太太,《荒凉山庄》里斯金伯家的那三个无能的"千金"……,这些女性性格各异,道德品质也各不相同,但在智力平庸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或者不能理解世界的复杂性,或者对事物难得有正确的观察和认识,或者缺乏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或者不愿动脑筋,自甘处于幼稚状态,或者几者兼而有之。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与安妮斯相比,朵拉那漂亮的外表下,有一颗那么幼稚的甚至是笨拙的心。连朵拉自己都感觉到这种差距,希望自己能"变得更聪明一点",但大卫却感觉不到,只是看到了朵拉的美丽。结婚的前前后后对大卫来说就像是一场梦。被一种迷幻不真实的气氛所围绕。甚至当朵拉再一次问他是否真的喜欢她时,大卫仍处在迷茫之中。他喜欢,但事实上朵拉是只供观赏的玩偶,她满足了男人对于美的事物的爱和占有。朵拉长得很漂亮,却只是供人摆设的易调谢的花朵,连家务也搞得一团槽,丈夫不得不从头培养她的智能。

这是一些头脑简单,生活能力低下的女子。她们不但对社会对周围的人一无用处,而且对自己的生命也一无了解,连生存的能力也没有,有很强的寄生性,也是一种畸形人格。

第四类,女性形象之怪人型。

狄更斯擅长塑造有怪癖的人,其中不少是女性,一般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有《艰难时世》中诌富欺贫的势利小人斯巴塞太太,有《大卫·科波菲尔》中阴险虚伪的罗斯小姐,希普太太,有以上等人自居的、盛气凌人的斯蒂福斯太太,有被儿子遗弃仍长途跋涉,痴痴在路边等着看儿子一眼的、可怜的派格拉太大,有总是幻想总是贫穷、夫唱妇随的密柯柏太太,还有看上去古怪不近人性,实则热心助人、充满智慧的贝特西姨婆。从来也没有哪位英国作家像狄更斯这样塑造了这么多中老年妇女形象。经他夸张的表现,她们一个个的性格特征如同她们脸上的皱纹一样清晰。这组群像是19世纪英国妇女社会的缩影。由于她们饱经世故,又执着地奉行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因此更为珍贵更为典型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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