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囤货?”他说。
“给我爸买的。”她举起手里的药盒。
“你爸还好吗?”
“还行。”她说,“你呢?你爸呢?”
“在他朋友那。我昨天给他送了两盒口罩。”他停了一下,“你妈呢?”
“在县城。我给她寄口罩。”
他们站在药店门口,隔着两米远,像隔着一整条河。街上没什么人,风从巷口灌进来,冷的。她看着他,他看着她。她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也一样。
“注意安全。”他说。
“你也是。”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他的冲锋衣是黑色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很快就看不见了。她把药装进包里,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他们各自转身,走进各自的恐惧里。
林逸飞早上八点就醒了。他躺在床上,刷了半个小时手机。微博上全是疫情的消息,确诊人数在涨,死亡人数在涨,武汉要封城的消息在传。他给林国强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口罩。林国强说:“有,你妈走的时候留了一盒。”他说:“那不够,我给你送两盒去。”林国强说:“你别来了,路上不安全。”他说:“我放你门口,你出来拿。”他挂了电话,起床,穿衣服,出门。
超市九点开门,他八点四十就到了。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他排在后面,等了二十分钟。门开了,人们涌进去,他直奔食品区,拿了两箱方便面、一箱矿泉水,又跑到日用品区,拿了三十个口罩、两瓶酒精、两包消毒湿巾。结账的时候排了半个小时,前面的人购物车都堆得满满的,像在囤一个冬天的粮食。他拎着两个大塑料袋走出超市,打车去了林国强朋友的住处。
那是一个老小区,在东四环边上,六层的红砖楼,没有电梯。他上了三楼,把一袋口罩放在门口,敲了三下门,然后退到楼梯口。等了一分钟,门开了,林国强探出头来,看见地上的袋子,又看见楼梯口的他。
“逸飞——”
“你拿进去,别出来了。”
林国强看着他,没说话。他的头发还是白的,脸瘦了一圈,夹克挂在身上,空荡荡的。“你吃什么?”他问。
“我买了方便面。”
“别老吃方便面。”
“知道了。”
他转身下楼,走到一楼的时候,听见楼上喊了一声:“逸飞!”他停下来,没回头。“注意安全。”林国强说。他没回答,推开门,走了出去。
回到公寓,他把东西放在厨房地上,坐在沙发上。公寓很安静,没有声音。他以前觉得这种安静挺好的,自由,没人管。现在他觉得这种安静像一口井,他在井底,水在往上涨。他打开B站,首页全是疫情相关的视频。有人拍武汉的街道,空荡荡的,像一座死城。有人拍自己发烧了,不敢去医院,怕被隔离。有人拍口罩生产线,机器在转,工人在加班。他看了几个,关掉了。他把手机扔在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街道空荡荡的,没有人,没有车,只有风在吹。对面的小区门口,保安穿着防护服,拿着测温枪,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测体温。远处有一辆救护车开过去,警笛声很远,像蚊子在叫。
他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这是他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在各自的笼子里”。以前他可以出门,可以见人,可以去咖啡馆,可以去超市。现在他不能。不是有人拦他,是他不敢。他不知道谁带了病毒,谁没带。他只能待在笼子里,看着外面的世界,像看一场无声的电影。他想起苏晚说的话:“你不是在岸上,你是在船上。”当时他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他一直在船上,船一直在漂。他以为船会靠岸,现在他知道了,船靠不了岸了。不是因为他不会划,是因为岸没了。所有人都在水上,都在漂。有的漂得快,有的漂得慢,有的已经沉下去了。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街道,看着空荡荡的北京。他不知道这场风暴什么时候会过去。他只知道,他不能沉。
二、地下室的恐惧
2020年2月,北京。陈志强的地下室出租屋在城中村的深处,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绳。他住进来快两年了,习惯了没有窗户的日子。他分不清白天和黑夜,靠手机上的时间活着。现在他连时间也不想看了。因为看了也没用。外卖单量骤减,从每天三四十单掉到了十几单。街上没人了,小区不让进了,很多店关门了。他每天早上七点出门,等到中午才接到第一单。有时候等一天,只接到七八单。收入从每天三百掉到了一百。一百块,够吃饭,够交房租,够还利息,但不够攒钱。他攒不了钱了。
房东的消息是二月中旬发来的。他在微信上打了一行字:“下个月房租涨两百,特殊情况,理解一下。”陈志强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他理解。房东也要吃饭,也要还贷,也要养家。但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拿出那两百。他卡里还有三千多,够交两个月房租,够吃两个月饭,够还两个月利息。两个月之后呢?他不知道。
他坐在床沿上,打开记账APP。屏幕上有一行字:目标金额150,000,已存3,200,还需146,800。他盯着这行字,盯了很久。3,200。那是他回北京之后攒的。现在没了。不是花掉了,是没挣到。他每个月挣两三千,寄回家两千,交房租八百,还利息一千五,吃饭六百。算下来,每个月亏一千多。他不是在攒钱,他是在吃老本。老本只有三千多,够吃三个月。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什么都没有,白白的,空空的。裂缝还在,从墙角爬到天花板,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条裂缝,想起去年夏天,妈在县医院做手术,他守了一个月。那时候他以为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妈好了,债可以慢慢还,日子可以慢慢过。他不知道,最难的日子还没来。
他开始咳嗽。不是那种嗓子痒的咳,是从胸腔里震出来的咳,闷的,像锤子砸在棉花上。他咳的时候弓着背,手撑着床沿,咳完了,喘几口气,再咳。地下室没有窗户,空气不流通,墙上渗水,被褥是潮的,整个屋子像一口井,他坐在井底,水在往上涨。他知道这不是新冠。他没有发烧,没有乏力,没有呼吸困难。这是支气管炎,是地下室住久了的老毛病。但他不敢去医院。去医院要测体温,要填表,要排队,要花钱。他怕被隔离。隔离了就不能送外卖了,不能送外卖就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就还不了债了。他更怕花钱。CT要几百,药要几百,要是医生让他住院,那就是几千。他出不起。
他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呼吸声很重,像拉风箱。他咳了一下,又咳了一下。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蜷缩着,闭上眼睛。手机亮了,他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一条新闻推送:“北京一外卖员确诊,送餐期间接触数十人,目前隔离追踪中。”他盯着这行字,盯了很久。他想起自己昨天送了十二单,去了六个小区,见了十几个人。他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戴口罩,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烧,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带病毒。他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重,像有人在叹气。这是他人生的最低点。没钱,没家,没希望。他连病都不敢生。
他开始给母亲打电话。响了三声,没人接。他挂了,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第三遍,响了很久,直到提示音说“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等了一会儿,又拿起来,拨了邻居王叔的电话。
“王叔,我妈呢?”
“你妈前几天去镇上了,好像不太舒服。她没说啥,就说去买点药。”
“什么病?”
“不知道,她没说。强子,你别急,我帮你问问。”
他挂了电话,坐在床沿上,盯着地板。地板是水泥的,灰扑扑的,有一道裂缝,从床脚一直延伸到门口。他盯着那道裂缝,想起妈做手术那天,他站在手术室门口,等了四个小时。门开的时候,妈被推出来,闭着眼睛,脸上没有血色,嘴唇发白。他跟着推车走到病房,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等着她醒。他等了一天,她醒了。她看见他,笑了一下,说:“强子,妈没事。”现在他不知道她有没有事。他不知道她为什么去镇上,不知道她买了什么药,不知道她是不是又病了。他只知道,他回不去。村里封了,镇上封了,县城也封了。哪儿都去不了。他坐在床沿上,握着手机,看着屏幕上母亲的号码。他按了一下,又挂了。按了一下,又挂了。他不知道该不该打。打了,没人接。打了,有人接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妈,你怎么样了”?她说“没事”。他信吗?不信。他说“我回来”?她说“别回来”。他听吗?不听。他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