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春天总是短,仿佛梧桐树才抽出新芽,空气里就漫起了栀子花将开未开时那股甜腻又燥热的气息。对西贝来说,季节更迭的指针,永远精准地刻在女儿甘悠的呼吸声里。夜里,那渐渐急促、如同破损风箱被强行拉扯的“嘶嘶”声,再次成了她不敢沉睡的梦魇。
厂医务室的药柜里,各种止咳平喘的药瓶又空了一批。她几乎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能借到的医学杂志,字里行间寻找着渺茫的希望。同事、邻居、甚至菜场里相熟的小贩,都成了她打听偏方的对象。中药汤剂苦涩的气味常年弥漫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艾灸的烟雾熏黄了天花板一角,甘悠稚嫩的背上,新旧交叠的针眼像是某种无声的图腾,记录着一次次无果的努力。然而,春天过去,夏天来了,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她依旧只能是个趴在窗边的、安静的旁观者。
就在西贝快要被那种钝刀子割肉般的无力感消磨殆尽时,一个消息如同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尽管微渺,却激起了她心底最后一圈执拗的涟漪。是厂里工会一位大姐说的,她有个远房表亲的孩子,也是哮喘,在郊区一家空军医院用一种“穴位注射”的新方法治疗,据说“有点苗头”。
“真的有效?”西贝猛地抓住对方的手腕,指尖冰凉,眼睛却亮得骇人。
“这个……我也说不好。”大姐被她眼里的急切吓了一跳,斟酌着词句,“听说是把药水直接打到穴位里,比吃药打针厉害。就是……路太远,在××镇那边,公交车坐到头还得走好长一段荒地。而且……”她压低了声音,带着点不忍,“听说那针打起来‘滋味’很足,小孩子哇哇哭的不少,有些半大小子都扛不住。”
路远,偏僻,可能有效,也可能白受罪,针很疼。这些字眼在西贝脑子里轰然作响,最后只剩下“可能有效”四个字,像沉沉黑夜里远方一盏飘摇的、却固执亮着的渔火。只要有一线光,哪怕是海市蜃楼,她也要扑过去看看。她几乎是立刻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关系,辗转多次,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午后,要到了那家空军医院理疗科的电话。
电话接通,那头是个声音洪亮、带着明显北方口音的男医生,语速很快,没什么废话。西贝语无伦次地描述了女儿的病情,年龄,多年求医的经过。对方静静听完,只简洁地说:“可以过来试试。每周一次,先做三个月看效果。不过话得说前头,我们这儿用的法子,跟普通打针不一样,药水推进去酸胀得厉害,孩子得能忍点疼。你们大人,也真想好了。”
“想好了,医生!”西贝的声音没有丝毫犹豫,甚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我们下周六就来!”
“行,早上八点半前到,带齐以前的病历。”电话干脆地挂断了。
放下听筒,西贝才发现自己握着话筒的手心全是冰凉的汗,胳膊也在微微发抖。定下神,更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怎么去?
那地方偏僻,公交线路的终点站离医院还有不短的距离,荒郊野岭,带着个走几步就喘的孩子,怎么走?甘英嵘倒是提了一句,可他厂里最近在赶一批出口订单,他是车间技术骨干,周末加班成了常态,时间根本没法保证,而且,他也没有车。
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西贝脑海里冒出了“小鲁”——鲁志军。自从他开上出租车,两人见面少了,但逢年过节,或者他跑车路过附近,总会找些由头上来坐坐,带点时令水果,或者给甘悠带点不贵但新奇的小玩意儿——一本彩色连环画,一盒五彩橡皮泥。他话不多,眼神总是坦荡清亮,那份关照拿捏在恰好的分寸,让人无法生硬拒绝,又不会感到丝毫暧昧与负担。西贝知道,开口请他帮忙,跑那么远的郊区,还要占用他周末赚钱的黄金时间,实在是强人所难。可为了悠悠……她攥紧了手指,指甲掐进掌心。
电话拨通,听到那头熟悉而爽朗的“喂?”时,西贝喉咙有些发干。她尽量简洁地说明了情况,话里满是歉意和为难。
她还没完全说完,鲁志军那头就爽利地截住了话头:“西贝,跟我还讲这个?悠悠看病是天大的事!下周六早上七点半,对吧?我准时到你们楼下。放心,那片我熟,以前拉客人去过附近,认得路!”
“小鲁,这太麻烦你了,周末生意最好,耽误你一天……”西贝过意不去,心里沉甸甸的。
“哎呀,西贝!”鲁志军的声音提高了些,带着上海男人特有的、把事情揽过来时的干脆利落,还有一丝佯装的不满,“你再这么客气,我可真要不高兴了!钞票啥辰光不能赚?孩子身体最要紧!就这么讲定了,下周六,风里雨里我都来!”
挂断电话,西贝靠着冰冷的墙壁,长长舒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放下心来的虚脱,也有更深重的、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的忐忑。
周六清晨,天色是鸭蛋青般的朦胧。弄堂还在沉睡,只有零星几家厨房亮起了灯。西贝早早起身,轻手轻脚给甘悠煮了一小碗烂糊面,卧了个水扑蛋,看着她慢慢地、一口口吃完。又仔细检查了要带的东西:厚厚的病历袋、装了温水的兔子水壶、干净毛巾、一小包苏打饼干和橘子——听说能防晕车。甘悠已经自己穿好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浅蓝条纹衬衫和深蓝裤子,头发梳成乖巧的马尾,小脸因为早起和隐约知晓的“大事”,显得很“庄重”。
七点半整,弄堂口传来两声短促而克制的汽车喇叭声。西贝牵着女儿下楼,那辆擦得能照出人影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已经静静泊在薄雾里。鲁志军穿着一件干净的浅灰色夹克,头发梳得整齐,正靠在车门边,指间夹着半支烟,看到她们,立刻把烟在路边摁熄,笑着迎上来。
“悠悠,今朝看起来蛮神气嘛!”他弯下腰,视线与甘悠齐平,笑容温暖。
“鲁叔叔早。”甘悠立马小眼一眯笑嘻嘻的小声打招呼,目光好奇地落在那辆鲜红铮亮的小轿车上。她很少坐出租车,更别说要坐那么久。
“早!来,上车,后头宽敞,坐得适意点。”鲁志军拉开车门,很自然地用手护在车门框上方。西贝道了谢,扶着女儿坐进后座。车内异常整洁,白色网眼的座椅套一尘不染,空气里淡淡的车用香氛,掩盖了原本可能有的烟味。
车子平稳滑出弄堂,汇入逐渐苏醒的城市脉搏。起初,甘悠还带着新奇,小脸贴在微凉的车窗上,看着迅速后退的街道、行人、早餐摊升腾的热气。西贝搂着她的肩膀,斟酌着开口,声音放得又轻又缓:“悠悠,等会儿去医院,是要用一种新的方法给你治病。打针的地方,可能会比平时打预防针……要难受一些。”她顿了顿,看着女儿骤然紧绷起来的侧脸,心像被拧了一下,但还是继续轻声说,“会有点疼,还有点酸,胀。要是忍不住……想哭也没关系。但是妈妈知道,我们悠悠最勇敢了,对不对?”
甘悠转过脸。晨光透过车窗,落在妈妈脸上,照亮了她眼下浓重的青黑,和那双盛满了疲惫,担忧,却依旧为她亮着的眼睛。那一刻,对未知疼痛的恐惧,忽然被另一种更汹涌的情绪淹没了——她不能让妈妈这么担心,不能让妈妈觉得她不够坚强。她用力地点了点头,声音细细的,却带着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郑重:“妈妈,我不怕。我不哭。”
鲁志军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们一眼,嘴角扬起一个鼓励的弧度,朗声道:“悠悠肯定来赛!等看好毛病,鲁叔叔带你去吃凯司令的栗子蛋糕!好不好?”
车子渐渐驶离市区,窗外的高楼被低矮的厂房和仓库取代,接着是大片在晨雾中泛着青绿的菜地,和零星散落的农舍。道路变得不那么平整,颠簸感明显起来。新鲜劲过去,加上弯道增多,甘悠的小脸开始失去血色,蔫蔫地蜷进妈妈怀里,闭着眼睛,睫毛不安地颤动。
“是不是晕车了?”西贝立刻察觉,拿出准备好的塑料袋和橘子,“来,闻闻橘子皮,会好过点。”
甘悠听话地接过橘子皮,放在鼻尖下,清冽的酸香钻入鼻腔,让她翻腾的胃稍许安宁。但那股恶心感仍沉沉地坠在喉咙口。她紧紧抿着唇,小手死死攥着塑料袋边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吐,不能弄脏鲁叔叔干干净净的车……
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后,车子拐上一条更窄、两侧梧桐树高大的柏油路,路旁开始出现穿着绿军装、身姿笔挺的士兵和整齐划一的营房。又开了约莫一刻钟,一栋白色的、样式朴素庄重的四层楼房出现在视野尽头,楼前空旷的场地上竖着旗杆,红旗在微风里舒卷,大门旁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医院”的牌子。院子极大,绿化整齐,一种与市区医院迥异的肃穆和安静扑面而来。
停好车,鲁志军抢先下来,拉开车门,小心地把有些腿软的甘悠扶出来。门诊楼里人不多,地面光可鉴人,空气里是浓重的消毒水味道,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步履匆匆,低声交谈。按照指示牌找到位于一楼的“理疗科”,走廊里已经或坐或站了不少家长和孩子。空气粘稠,混合着消毒水味、孩子的汗味,以及一种压抑着的、低低的抽泣和呜咽声。
西贝去窗口办手续,鲁志军陪着甘悠在靠墙的长椅上坐下等待。甘悠悄悄打量四周。来的孩子年龄不一,有被抱在怀里、懵懂吮着手指的奶娃娃,也有看起来已经上中学、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少男少女。但无一例外,脸上都带着病气的苍白或紧张。几个年纪大些的男孩,凑在一起低声说话,表情是硬撑出来的“无所谓”,但紧握的拳头和频繁望向治疗室门的眼神泄露了内心的恐惧。
“妈,我去了!”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瘦高的男孩,被他妈妈半推着,走向那扇紧闭的白色房门。门开合的瞬间,里面传来器械轻微的碰撞声,以及医生简短低沉的指令,门又迅速关上,将内外隔成两个世界。
等待的时间被无形的恐惧拉得格外漫长。每一分钟都像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行走。甘悠不自觉地朝鲁志军身边缩了缩。鲁志军轻轻拍拍她的背,低声道:“覅紧张,眼睛一眨就过去了。你看那些大哥哥,不也都进去了?”
他话音刚落,那扇白色的门猛地被从里面撞开!刚才进去的瘦高男孩几乎是弹出来的,满脸涕泪横流,刚才那点硬气荡然无存,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发出撕心裂肺的、完全变调的嚎哭:“哇啊——!疼死啦!妈!要死快了!我再也不打了!!”他妈妈又急又心疼,手忙脚乱地给他擦脸,压低声音哄着:“好了好了,男子汉,像啥样子……马上好了,马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