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三年,四月。苏州。旧识分号。
拍卖第三天。铺子门口停了十几条船,岸上站了二十几个人。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蹲着。有人喝茶,有人嗑瓜子,有人抱着孩子看热闹。朱厚照站在柜台后面,握着锤子,清了清嗓子。
“今天第一件。宣德青花香炉。祖传的。起拍价,五两。”
竞价声此起彼伏。五两、六两、七两、八两、十两。锤声一响,成交。第二件成化斗彩碗,八两叫到十六两。第三件永乐甜白釉瓶,十两叫到二十两。第四件是那公子画的梅花,一两起拍,五两成交。公子接过银子,笑着走了。
朱厚照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幅画被买走的人捧在手里,出了门,上了船。他回头看我。
“梨子。”
“嗯。”
“今天卖得快。”
“嗯。”
“明天卖什么?”
“明天——”我正要说话,门口的喧闹声忽然变了。不是一般的吵,是那种——所有人都停下动作、停下说话、停下呼吸的安静。朱厚照抬头看门口。我也抬头看门口。
门口站着一个人。高鼻子,蓝眼睛,红头发,穿着番邦的袍子。他站在门槛外面,弯着腰,往里面看。旁边有人低声说:“佛郎机人。”“洋鬼子。”“海上来。”有人往后退了一步,有人把孩子抱起来,有人好奇地往前探了探脖子。洋人走进来,人群让开了一条路。
他走到柜台前面,看了看朱厚照,又看了看我。从袖子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柜台上。是个瓶子。深蓝色,蓝得发亮,像把一整个南海装了进去。瓶身上画着金色的花,弯弯曲曲的,缠满了整个瓶身。阳光照在上面,蓝光流转,金花狂舞。
朱厚照拿起瓶子,看了看,又放下。他看着我。我拿起来。
佛郎机珐琅。葡萄牙人从欧洲带来的。不是明朝的东西。是几百年后的工艺——不,是现在最顶尖的西洋手艺。从里斯本到果阿,从果阿到马六甲,从马六甲到广州,从广州到苏州。漂洋过海,万里迢迢。我在博物馆见过。隔着玻璃柜,隔着几百年的时光。现在它在我手里,温热的,带着那个洋人的手温。
“这是什么?”朱厚照问。
“佛郎机珐琅。西洋来的。”
“值钱吗?”
“值钱。”
“多少?”
我没说话。在现代拍卖场上,这样一件东西,几百万起拍。几千万成交。但现在不是现代。这里是明朝。这里是正德十三年。这件东西刚从船上下来,刚被人从海边带到苏州,刚放在正德爷的柜台上。
“你卖?”朱厚照问洋人。
洋人点头。他不会说汉话,只是点头。朱厚照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洋人。他深吸一口气。
“Hello。”他说。
洋人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一下。朱厚照嘴角翘起来,又补了一句:“Howmuch?”
洋人的眼睛瞪大了。他看看朱厚照,又看看我,又看看朱厚照。然后笑了,笑得很开心,像是没想到这里有人会说他的话。他伸出手,比了个手势。五根手指,又翻了一下。
“Fivehuaels。”他说。发音生硬,“tael”这个词倒是练过。
朱厚照没看我。他看着洋人,点了点头。“Fivehundred。Goodprice。”
我站在旁边,彻底愣了。他什么时候学的?昨天晚上?我睡着之后?洋人笑了,竖起大拇指。朱厚照也笑了,从柜子里搬出五百两银子,一锭一锭码在柜台上。银锭沉甸甸的,压得柜台吱呀响。
“Thankyou。”朱厚照说。
“Thankyou。”洋人也说。
两个人对着点头。我站在中间,像一棵被风吹傻了的树。